昨天（2014年12月18日）上午8点40分，我再次赶到惠州市看守所会见因声援香港”占中”被刑拘的湖面一舟叶晓峥（会见情况详见会见通报）。
约近11时，会见即将结束，征得叶晓峥同意，我为其拍摄几张照片。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看守所警察通过会见室安装的摄像头发现我拍照，即刻前来干预，声言看守所明令禁止携带录音、录像、通讯等电子设备进入监区，不得为嫌疑人拍照，要求我删除照片。
我当然拒绝，因为中华律协有明确规定，律师征得嫌疑人同意可以为其拍照。而看守所及驻所检察官认为：看守所的规定是根据公安部的行政规章制定，其效力高于中华律协的规定，律师应服从监管场所管理。
对此，我回应如下：
1、公安部关于禁止律师携带录音录像、通讯等电子设备进入监区的规定系规制律师执业权利的规章，按照法治原则，行使公权应有法律明确授权，现有中国法律并未授权公安部可以规制律师执业权利，故公安部对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制是非法的，对执业律师无效。
2、中华律协名为民间组织，实为官方机构，其与公安部处于同一立法层级。公安部虽为强力部门，其立法层级并不高于弱势部门。而且即使中华律协确为民间组织，其立法层级与官、民身份无关，所方及驻所检察官的观点是“官本位”错误思维所致。
3、如果中华律协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违法，那么应通过相关法律途径解决。而事实上，律师有权为嫌疑人拍照的规定已出台施行多年，本人在全国诸多看守所都曾为当事人拍照，虽然也曾受到非法阻扰，但尚无看守所敢于公开否定律师为嫌疑人拍照的权利。
4、即使中华律协并未规定律师有为嫌疑人拍照的权利，按照法治原则，私人行事，法无禁止即可行，那么现有法律并未明确禁止律师为嫌疑人（在看守所）拍照，律师仍然享有为嫌疑人拍照的执业权利。
5、公安部的规定既不合法，也无必要，因为几乎所有监区，均无手机信号。
6、公安部的规定不但侵犯律师执业权利、尊严，而且事实上把嫌疑人视为罪犯（即使罪犯也有拍照权利），侵犯了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7、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看守所作为强力部门不应也无权强迫律师删除照片，可循正常途径向律师事务所、律协、主管部门投诉。
双方辩论持续约3小时，期间所方致电我所在律所投诉无果，要求我写下事情经过，我答应后留书备案。最后与所长见面，双方简要交流看法后离去。可笑的是，我另外一部交由所方保管的手机，因为遗忘，至今仍留在看守所储物柜。
事件总体印象：虽然我与所方立场、观点截然不同，双方却基本做到了文明对话，在本人与警方打交道的经历中实属罕见。我曾与惠城区警方发生言语冲突，惠城区警方的颟顸、无耻令我印象极其深刻。相较而言，惠州市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领导均较文明，可为惠州警方表率。
此次拍照风波，产生一些关于人犯羁押制度方面的感想：
1、中国现行羁押人犯的制度是有罪推定的执法理念的结果，与现行刑诉法无罪推定原则相悖，既不人道，又为警方滥权留下太多制度空间。据我粗浅了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在押嫌疑人可以会见亲友，而中国只有律师才能会见。而律师的执业权利，又常常遭受警方肆意侵犯。
2、所以中国应尽快改革目前的羁押制度，普遍推行保释制度。落实保障人权的口号最重要体现在如何处置、对待嫌疑人、被告人。现行的保释规定，除腐败交易，鲜有受益者。
3、中国应仿效英美，尽快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即由法院对警方羁押人犯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警方羁押人犯是否合理、必要的制度。若如此，即使无司法独立，对防止刑讯逼冤假错案等，相信也会有很大助益，有望真正形成对警权的监督、制约。
4、如有“依法、依宪治国，全面推进法治”诚意，必须改变“警察国家”形象，消减警方几无节制的超级权力，让检法摆脱警方附庸的尴尬地位。
2014.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