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浙江省杭州市发生省中医院主管技师赵某未严格执行操作规程，重复使用吸管造成交叉污染，导致5名患者感染艾滋病毒。2017年1月16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一名常年原在透析室阴性区域透析的患者金某，经检测已确认感染乙肝病毒，本应继续在透析室阴性区域透析，却违反操作规程将其转入透析室阳性区域，导致8名患者感染乙肝病毒。两起事故发生后，最高检表示，这两起医疗事故案事件性质恶劣，受害人较多，社会影响较大，最高检会密切关注案事件进展情况，督促当地检察机关及时跟进，引导公安机关展开初查工作，确保案件依法处理，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最高检启动的重大敏感案事件快速反应机制，无疑对处理重大医疗事故具有标志性意义而大得人心。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最高检对发生于1990年代初因交叉感染导致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事件却视若无睹。与对待上述两起同是交叉感染事故相比，却是挑三拣四，一亲一疏，犹如“一国两制”。如果最高检也像对青岛和杭州两起事故那样提前介入，可以肯定地说，就不会有严重数千倍的至少三五十万卖血农民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十万感染者死亡的惨剧发生。
因交叉感染造成的河南血祸
1992年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为了创收，竟独出心裁把“以血致富”的“血浆经济”作为卫生系统敛财的重要手段大力推动，口号是“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几年间形成一支一二百万卖血大军卖血成风。遍地开花的血站和唯利是图的血头为获取高额回报，违反常规使用不洁的设备和野蛮的采血方法，采血前都不做艾滋病毒检测，采血后除收购血浆外，其它血液成分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从而导致严重的交叉感染，制造了比青岛和杭州交叉感染事故更加严重的世界最大污血案。
为“以血致富”血站争先恐后的卖血者
触目惊心的交叉感染率和死亡率
仅举我对河南省30个艾滋病重灾市县上百个艾滋病村调查中的几例，就不难看出河南省艾滋病泛滥的严重性。
一是死亡300名艾滋病患者的上蔡县文楼村。该村因为离县城近，县人民医院最先在该村一农户家办起血站，有医生常驻村中，备有血液分离机，随来随采。因为卖血来钱容易，80%以上的青壮年都卖血，678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80%，几年间300名重患病亡，最多一天死七人，村边坟头一天天增加；5位因病痛难忍和付不起医药费上吊或服农药自杀；还有一位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妻子为此提出离婚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竟一夜间精神失常疯了。
村边埋葬死于艾滋病患者的坟茔地
该村农民马深义同妻子雷妹因卖血双双感染艾滋病。因为不知道被感染，母婴传播又生下两个被染上艾滋病毒的孩子。30岁的雷妹2001年因病情恶化撇下丈夫和孩子驾鹤西归了。马深义的父母和哥嫂也都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
二是死亡400的上蔡县后杨村。该村4000多口人，10户9户卖血，80%以上感染艾滋病毒，段付林等5户全家死绝。
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双双病亡的张大民夫妇遗像
该村现年48岁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岁就卖血，因抽血点就建在她家，有时一天卖二三次。因对血站大夫说的“人血和井水一样，不管你抽出多少总是那样多”深信不疑，有一次抽得心难受扑通倒下不认识人了，经点滴输液恢复过来后，第二天又继续卖。王玲的丈夫、大儿子以及弟弟，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先后撒手人寰。王玲姐妹6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幸存的三妹妹和妹夫又都是艾滋病人。王玲没能
“以血致富”，最后成了孤家寡人。
三是死亡300的新蔡县东湖村。该村3000多口人，1000多名青壮年为了摆脱贫困争先恐后卖血，80%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多人还感染丙肝或乙肝病毒。那时打工一天才挣5元钱，而卖一次血可得50元，对急于致富的农民极具诱惑力。
该村老高家兄弟5个，觉得卖血比下地干活挣钱快，但不知其中的风险而乐此不疲。几年后哥兄弟先后发病，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对夫妻先后病亡，5个兄弟的父母也因卖血命丧黄泉。老五这对夫妻虽然有幸活下来了，但已是艾滋病晚期。他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得了艾滋病无处不在的岐视，担心孩子找不到对象无脸见人。
新蔡县张大庄村已儿孙绕膝的张从宽夫妇，儿子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又传染给妻子。儿子不治病亡后，儿媳回娘家躲灾，结果竟一去不复返死在娘家，给爷爷奶奶则留下难以承受的两个艾滋孤儿
陈秉中到家里看望满脸愁容的张老夫妇
四是死亡500的柘城县双庙村。该村3800多口人，在参加卖血的1220名青壮年中，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的有880人，感染率达72%；在887名感染者中，已有500多人病亡，死亡率达65%，其中30户夫妻双亡或全家死绝，留下53名艾滋遗孤；另有30位感染者因病痛难忍和缴不起医药费自杀。是我已知的全球死亡最多的艾滋病村。
陈秉中在夫妻双亡合葬墓前默哀
210名产妇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宁陵县
1990年代初期，当“血浆经济”在河南农村如火如荼鼓噪时，河南省宁陵县住院分娩的210多名产妇，因输了由血头提供的污血感染艾滋病毒，其中150多人是在县妇幼保健院被感染。按常规除非大出血，一般不需要输血，但妇幼保健院为了创收，都被输了感染艾滋病毒的血而无一幸免于难。其感染人数之多全球独一无二。
根据我三次赴宁陵县对50名产妇的追踪调查，她们感染艾滋病毒因为不知情，有25名产妇传染给丈夫，夫妻间传播率达50%；有30名母婴传播给孩子，传播率达60%。在高感染率情况下，这些感染者多年都被误诊误治当感冒发烧治疗没有服抗病毒药。在追踪的50名产妇中，已病故12人，死亡率24%；被感染的25位丈夫已病故10人，死亡率40%；被感染的30个孩子病亡8人，死亡率为27%。有四个家庭夫妻双亡。80%的产妇同时感染丙肝或乙肝，有几位已肝硬化腹水，一位病亡。
当今各国对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医疗事故都要追责，而且追究刑责，并依法给予赔偿。宁陵县210名产妇因上访追究责任却遭遇灭顶之灾。在被追访的50名产妇中因上访被拘留多达10人，拘留率20%。有7位已遭遇家庭感情危机，有一位丈夫当面诅咒无辜的妻子：“你怎么还不死”！还有一位离病妻而去至今不知所踪。
产妇赵风霞分娩被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后又传染给孩子和丈夫，丈夫不治病亡后上访，以“敲诈勒索”被判刑二年缓刑三年；曹兰英分娩被输血又感染给孩子，上访也被判二缓三。分娩被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又传播给孩子和丈夫的宋占英，丈夫病亡后到卫生部上访被刑拘。
深陷囹圄的宋占英
至今不认错还飞黄腾达的河南血祸两元凶
1992年至1998年期间先担任河南省省长后任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所以能于1990年代初肆无忌惮大搞“血浆经济”，是李长春严重渎职和对始作俑者刘全喜的放纵与包庇造成的恶果。如果李长春刚一发现艾滋病毒在局部地区扩散，就将刘全喜拿下并实施扑灭疫情的应急预案，完全可以将刚一冒头的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可是，此时为保住乌纱帽竟掩盖真相，违背本应于第一时间将疫情公布于众的国际惯例，将大面积漫延的疫情视为“国家机密”举报者被停职停薪，导致艾滋病毒大面积漫延。他无疑应对此负责。
1998年至2004年期间先担任河南省省长后任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作为前去河南的“灭火者”，本应一反前任隐瞒疫情的做法，一是毫不留情地揭开被隐瞒的盖子，二是毫不手软地查处河南“血浆经济”始作俑者卫生厅长刘全喜，三是不失时机地对因卖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毒患者实施抗艾滋病毒治疗等亡羊补牢措施，就可以将疫情有效控制住转危为安。然而，他为了获得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对他高度信赖和讨好李长春，为了对重用他的顶头上司投桃报李，在隐瞒河南严重疫情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前任同流合污。他该做的亡羊补牢措施一件也没有做，可防可控的疫情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恶化泛滥成灾。他无疑应对此负责。
从四个对比看权力膨胀下的河南污血案
一与国外对比：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利比亚等多个国家1980年代都曾发生因输入污血导致数百甚至数千名患者感染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事件，经过多年的法律诉讼，均无一例外被查处。以法国为例，4位给患者输污血的责任人分别被判2至4年徒刑并罚款，卫生部长引咎辞职，法国总理坐在被告席上。法国家政府先为几千名感染者提供5298至30088美元的抚恤，后又为每位额外提供一笔高达417377美元的赔偿金。唯独河南污血案不查处，反而将要求赔偿的受害者以“敲诈勒索”罪打入监牢。
二与柬埔寨比。2015年12月3日，柬埔寨西北省一名无照乡医由于重复使用不洁针头，导致270名患者感染艾滋病毒。这名叫严漆的行医者被判处25年监禁。河南省因输血导致感染艾滋病毒的血站和血头，至今连一句口头批评都没有，上访的受害者反被监禁。
被判处25年监禁的严漆
三与台大医院失誤移植艾滋病患器官比。2011年8月，台大醫院器官移植團隊，因為在血液檢查報告中的艾滋病毒檢驗項目在口述過程中紀錄錯誤，負責醫師未尽到即時再確認的責任，因此未發現捐贈者曾罹患艾滋病，導致五名接受移植的病患可能被感染。后来虽未发现被感染的证据，但仍然认为是重大过失追究责任人未尽到“再确认”的责任。主要责任医师被被彈劾與被降級。对有感染之虞的五人均给予預防性投藥并後續追蹤。事故发生后，当局没有捂着盖着，台新闻界视为重大新聞事件，将本不应当发生的事故攤在陽光下，令有关單位动見观瞻，不敢咨意妄為。这与大陆掩盖真相还嫁祸于人形成鲜明对照
四与古代对比：瘟疫最严重的东汉发生多起大瘟疫，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操亦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描述，但没有衙门打压受害者和被判刑的史料，远比当代的河南文明。
同国际社会不能对无辜感染艾滋病患者“污名化和刑事化”唱对台戏
2014年7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国际艾滋病大会，针对河南省给无辜感染艾滋病毒受害者判刑的灭绝人性的法律，向全球发出强烈反对“污名化和刑事化”《无人被遗弃》宣言。指出要对抗艾滋病，没有人应当被定罪或被歧视；将无辜感染艾滋病被定罪，这种法律是无法接受的；政府必须废除或终止严酷的法律和政策。
十四和十五大期间，那时对上访者还没搞刑事化，十六大之后出于维稳的需要，对上访的受害者打压升级，开创了大搞刑事化的罪恶纪录。李克强任副总理期间3名上访者被判刑，十八大李克强任总理后则增至10名。逮捕时给戴黑头套还背铐，过堂坐老虎凳，其恐怖程度犹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现仍有6名在服刑中。
1990年代时任“全球卫生理事会”主席多莱尔针对河南艾滋病大爆炸时说，他们把村民当成提取血浆的源泉，而又不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从血浆生意中获利的人要提供赔偿和出钱给病毒感染者治疗。我对那里的做法感到震惊。
现已到了忍无可忍对河南血祸元凶追责的时候了
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河南血祸是李长春和李克强执政河南省12年“前赴后继”隐瞒疫情一手造成的。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他们至今谁都不认错，还嫁祸于人，把屎盆子都扣在受害者头上。而包庇袒护他们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又把他们当成难得的奇才，不仅不追责还火箭式提拔，在河南艾滋病还在漫延中，双双升为政治局委员，后又同一天升为政治局常委，十八大李克强又在前两位总书记大力推荐下荣升国务院总理。如果说没有李长春和李克强就没有河南艾滋病泛滥，那么没有前两位总书记的助纣为虐和推波助澜，就没有河南艾滋病灾难20年不查处而且无人负责的烂尾案。还应特别提及的是，十八大中纪委派出的赴河南中央巡视组，巡视两个月竟没有发现那么里发生过艾滋病瘟疫，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主要责任人如同癞痢头顶上明摆着的虱子，却看不见大恶人，反而通过篡改历史手段，瞪着眼睛说瞎话，把客观存在20年的艾滋病大流行彻否定大翻盘。如此掩盖真相，把板子再次打在受害者身上，恶劣至极。但终有一天冲破所有障碍，将河南血祸元凶李长春和李克强推上审判台，成为千古罪人。
久旱逢甘雨。期盼在习书记关注和干预下，指令最高检像对青岛和杭州两起事故那样介入，将河南血祸解决在十八，让几十万“血浆经济”受害者及死者家属梦寐以求的“一立案、二问责直至刑责、三给予国家赔偿”的中国梦成为现实！
此次举报同以往40多封举报信一样，文责自负，承担法律责任。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2017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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