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萍：我今年76岁了。1958年我15岁，是陕西省机械学校一年级的学生。因遭人陷害，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0年。经过我无数次的申诉，法院1979年7月再审，给我的冤案平了反。但是1958年最早对我立案并侦办的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至今坚持对我一案的错误处理决定，对此我不服，近六十年来一直逐级申诉上访。
2018年春节过后，我买了火车票，要到北京上访。2月27日下午，我到西安火车站老年人候车室候车，刚坐下没多会儿，就见青年路街道办主任带着一帮人到了我跟前，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北京上访。主任说最近不能到北京去，有什么事回去说。随同主任来的十多个人不由我分说，把我从座椅上拉起来，前后左右簇拥着拉出候车室，出了车站大厅，把我推到一辆汽车里。从街道办人员在车上的谈话里我才得知，街道办人员是在到我租住的地方找我没找到，报告了街道办主任，主任带了这帮人到火车站抓我的。他们说，要是没找到我，叫我到了北京，麻烦就大了。这伙人把我送到我家里，警告我最近不能到北京上访，就离开了。至于我要求新城公安分局平反的事，街道办的人重复了不知说过多少遍的官话，要我向新城区、西安市有关部门反映，“走正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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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强：从2月下旬，渭城街道办事处对我们一家的监控就进一步加强了，在我们房屋前后的树上挂上了灯泡，整夜整夜灯光不熄，街道办雇佣人员昼夜24小时轮班不断地对我们监视、跟踪，我们房外的石桌上、路旁的汽车里，昼夜有人值守，街道办的人和车堵在家门口，不允许我们自行外出购物，我们一家人不准出小区大门，要外出购物必须乘坐街道办的车，有街道办的人员如影跟随。就连在小区内行动也被紧密跟踪。我们要到咸阳市或省城西安上访也不被允许。街道办负责人每天打电话给我和我女儿，或到我们家来亲自查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家，看监控我们的人员是不是在岗。这样的查问、查看、查岗一天不落。
街道办的人员威胁我女儿说，如果我女儿再敢到北京上访，就给我女儿判刑。还对我女儿说，如果我女儿敢不听话，就到社会上找人卸我女儿一条腿或者打残，宁愿花钱给治伤，也让我女儿无法去上访。
我女儿去年10月到北京上访，被押回咸阳，拘留了7天，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11年了，制造我们一家四口一死两残冤案的罪犯逍遥法外，我们一家三口现在遭受比对待罪犯还严厉的监控打压，比生活在监狱里还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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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王锁：2月26日，洛川县槐柏镇政府人员把我叫到镇政府，镇政府人员、镇司法所人员、镇派出所人员对我说，在国家召开“两会”期间，不准我外出，哪里都不准去，否则将对我的缓刑转为监狱执行。从26号起镇上每天都有人到我家里来查看，还给我照相。
1965年，洛川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遭人诬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多次遭酷刑、批斗，两次被长时间关押，长期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我的父亲受刺激，双目失明；母亲精神失常；未婚妻被公安机关强行解除婚约；我被剥夺了在多次考学、招工、招干的机会中平等参与的权利。
直到1988年8月，县上给我安排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 1993年我49岁，招了一个老婆，带来三个孩子，全家五口人，村里只分给我一个人的土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农转非户口不予解决，最低生活费也无资格享受。
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申诉、上访，要求对我的冤案平反昭雪，追究制造冤案的人的法律责任，归还没收我的一切物品，赔偿我遭受的一切经济和精神损失。2017年10月18日，我到延安市公安局上访，被抓回洛川县，洛川县人民法院在2017年12月认定我犯有寻衅滋事罪，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交由社区监督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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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