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会明脑梗加重，不停地流口水，语言不清，有时处于半昏迷状态，卧床不起，5月6日再次被送进医院救治，四五天时间花费近2千元。我父亲有低保待遇，住院治病自己只支付10%的费用。但是我们连这10%的费用也支付不起。我在医院照顾我父亲，我姑姑东奔西跑想办法。她找到凤栖镇政府，镇政府人员说“管不了，寻上头去。”姑姑又找到县民政局，严局长给批了500元，说“不要再来了”。不找政府给个解决困难的长久办法，父亲的治疗看护怎么办？我们父女二人的生活怎么维持下去？望着病床上的父亲，我百愁无一解。
我父亲生于1970年2月28日，1994年8月我出生还不到百天，我母亲就与我父亲离婚了。我爷爷于2000年11月16日去世，我奶奶于2009年12月12日去世，家里只剩下我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
。家庭的这些变故对我父亲造成连续的精神打击，致使他神经失常，经常疯跑疯走，胡喊乱骂，有时三更半夜就一人跑到野外。因为那时我才13岁，照看不了我父亲，凤栖镇政府给了我父亲五保待遇，每月400元。我父亲患病后六七年，直到2016年8月18日，洛川县人民医院确诊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父亲患精神分裂症后，我初中毕业就辍学回家照顾父亲，抽空做些地里的活儿，并在附近找些零活干，补贴家用。以后县扶贫办给了我低保待遇，一个月120元钱。
2017年9月10日中午，我父亲王会明在我家大门外突然摔倒，不省人事。当时邻居薛忠全等看到，就把我父亲抬到家里，急忙给我和我的两个表哥打电话。当时我正在地里给人家装苹果，赶回家里，与赶到的两个表哥雇车把我父亲送到洛川县人民医院救治。医院确诊为急性脑梗，住院医治八十多天，因无钱继续支付费用，出院回家继续服药、针灸治疗。这一年父亲47岁。
父亲患精神分裂症后又患上了急性脑梗，使我们这个两人相依为命的贫病之家又雪上加霜。
我连地里的活儿和零工也做不成了，全身心地照看父亲，果园里的活儿主要靠姑姑和两个表哥抽空帮做，没钱买化肥、农药，雇不起人给果树剪枝、刮腐皮、疏花、蔬果、套袋，果树得不到精心务管，果园没有收入。父女二人靠五保、低保每月520元维持生活。我姑姑一家生活也很困难，姑姑早与姑父离婚，大表哥有贫血病，不能干重点儿的体力活，二表哥不识字，他和姑姑只能干些简单的体力活，时常找不到活儿干，他们一家三口也靠低保救济，不能给我们家更多的帮助。
我家居住的两孔砖窑洞年久漏雨，不得不在2017年8月阴雨季节整修，花了约8万元，县城建局扶贫给了1万元。我父亲突发脑梗住院医治，因他是五保人员，医疗费由国家全部负担，总算保住了父亲的命。我们感激国家的好政策和有关单位领导的关心。
我父亲脑梗后住院医治，为什么后来付不起医疗费不得不出院呢？是当时的包村干部说，上面来检查，说我父亲有女儿，情况不符合五保条件，就把我父亲的五保待遇取消了。没有五保待遇，我父亲治病就要自己支付10&的费用。我们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哪里能出得起这10%的医疗费？所以不得不提前出院。
我父亲被取消五保待遇后，镇政府给了他低保待遇，连同我的低保待遇，我们父女两人现在每月能领到470元。比取消五保待遇前少了50元，医疗费还要自己支付10%。
我父亲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和急性脑梗，他再次住院前半身活动不便，走路只能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洗脸、洗脚、擦身、大小便要人帮助，还需进行后续的住院治疗。2017年12月、2018年2月，我两次申请对我父亲治疗的长期救助。县民政局说申请长期医疗救助，需要镇政府签署意见。镇政府民政站人员说，我父亲的情况不符合长期医疗救助的条件。县民政局严局长批示：“支付临时生活救助”，一次救助了1千元，一次救助了8百元。
我父亲再次住院前靠吃药、针灸治疗，开药针灸要到县医院，我们家在罗村，离县城25华里，他行动困难，看病开药针灸非常不方便。政府现在县城里建有扶贫房，收的钱比较少，我向政府申请购买扶贫房。我和我姑姑到扶贫办申请，一楼叫我们找三楼，三楼叫我们找二楼，就这样推来推去，去了两次都是这样，至今也不知到底该找几楼。我真不知道解决我们家遭遇的这些困难，该找那个单位、哪位领导？我多么希望国家精准扶贫的好政策，能落实到我们这个鳏夫独女贫病交加的家庭！
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女，今年25岁，还未结婚。我应该尽到赡养、照顾多病的父亲的义务，但我们这个因病致贫的家庭，人力和经济能力太微薄了。我现在希望政府帮助我们的，就是政府再给我们一些特困救助；给我们批一套扶贫房，以方便我父亲的医治；给我父亲长期医疗救助。
陕西省洛川县凤栖镇罗村村民
王青青
2018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