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2日秦永敏案所谓“开庭”闹剧结束后。因我和蔺其磊律师的2018年度年审注册章都还未盖，故我俩便相约在原（2017年度，有效期至2018年5月31日）前去会见秦永敏一次。主要了解秦永敏是否知道5月12日的“开庭”情况及庭后的身体状况。
2018年5月28日上午8:00我们二个律师准时到武汉二看要求会见秦永敏，值班办事人先是告知：会见要请示领导，要我们等一等。等到9:30办事人明确告知我们说秦永敏现仍处于高血压状态，医生正在为他检查身体，后又告知要我们上午回去休息，下午或明天上午再来。等到10:40仍无结果，我俩就离开了二看。当天下午14:00准时到达二看，办事人又改口说要我们先给武汉中院打个电话。我们说律师会见当事人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为什么要给法院打电话请示？办事人不予答复！故2018年5月28日下午（“庭后”第一次）仍未见到秦永敏！！
2018年度注册过后，我的年审注册没办好，整个6月我办案均要到司法局开具证明。2018年7月2日我的年审注册章盖了之后，第二天（7月3日）上午司法局来电约谈，告：秦永敏案定于2018年7月11日宣判，要我必须到庭参加宣判活动。我告：这样的戏就没有必要演了，演得再好也掩饰不了其违法“开庭”了，宣判完全可参照王芳案的宣判模式。（我说：当时王芳案经办法官给我电话要我穿律师袍参加他们的宣判活动，我告此类案件官方没有什么好宣传的了，戏演得再好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但判决书送达回证我会签名）我对广州市司法局领导说：他们违法居然不让我律师会见秦永敏，还要我们律师配合他演戏，有这个道理吗？如果一定要我参加演戏，我一定要在演戏前看能正常会见到秦永敏再作决定，见到秦永敏之后再决定参加演戏。
就这样，我于当天（2018年7月3月）下午赶赴武汉。第二天（7月4日）上午同王芳（王芳是给秦存钱）到武汉市第二看守所拟会见秦永敏。办理会见手续时，值班人告：要先让已经预约了的律师会见。我便到会见室一看还有4个空位，便又返回值班室跟值班人说：“会见室还有4个空位，按照规定有预约看守所也只是等15分钟，不能以预约来排斥其他律师的会见。”。值班人便要我给武汉中院打电话，说他们同意让我见就给我见。我以刑诉法规定凭三证即可见当事人与之争辩。但无人正面与我争辩，只是说上面有特别的指示，他们必须这么做。无奈，只好返回。
第三天（7月5日）上午我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一当事人，出来后在路上，接到广州市司法局律管处电话约我第二天面谈。我告：我还在武汉，明天还要到荆门办事，明天回不了广州。其便约后天（星期六）中午吃饭谈。我应允了。
第四天（7月6日）我在荆门办案时，武汉中院秦案书记员来电要我7月11日参加秦案宣判。我告：最好书面通知。
第五天（7月7日）为了不负约，我从荆门市钟祥乘普通火车于凌晨5:30赶回广州，在家稍息片刻，便赴宴。一到约定的餐厅（单间），便见市局领导和武汉市司法局及律协的二个人。市局领导便说，你在武汉都不到法院去，你看害得他们今天早上急忙从武汉坐飞机赶过来，本来是找你及你所主任谈转所的事，既然他们也来了，就一起谈吧。
我便说，连会见都不让我会见，还有必要我配合演戏吗？他们反复做工作说，宣判后你再去见秦永敏也行。我说：需要我演戏都不让我见，不需要我了，还会让我见吗？
过了一会，武汉中院二个法官也来了，将《出庭通知书》给我，让我在《送达回证》上签名。还要我自己写上“备注：2018年7月6日已电话通知”，我拒绝了，他们便自己在《出庭通知书》写上这句话。我阐述了我不参加演戏的理由。武汉中院一法官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参加，你不参加，法律也没强制，也不影响宣判。说完二法官便急怱怱地离开餐厅，并说已与广州中院一法官已约好见面时间。
秦永敏的辩护律师：刘正清
2018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