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5日星期二

刘倩:首犯马俊方和“7.15”案件(下)



马俊方还在看守所关押着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已经找过我。

他的姐姐哭诉:他们说花了钱人能出来,想着送点钱叫俺小孩早一点出来,“俺一路找人一路花钱”,结果花了钱人也没有出来。他的姐夫痛哭流涕:东拉西凑,结果还是判了,还定了第三名啊!那天黑了回来,我差一点没栽死那里啊。叫俺哩小孩都审神经了,15岁、17岁、18岁、19岁,4个年龄,说不清。作为一个农民命真苦啊,全社会都说对艾滋病同情关爱,我说对小孩你也同情同情原谅他吧,孩子还小啊!那个法院的龚丽啊,开始说得可好听啊,说小孩小,同情,关照,可是具体判时候一个劲捺着不放啊,她说,你就是死了,我该咋办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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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拿出一张送钱名单给我看,说这名单不全不是全部。从派出所长、庭长、检察官、法官到书记员,三百五百送出去,总共花了8600元,另外还有烟酒,人还是没有“扒”出来。“没钱啊,这是到处借到处凑的钱,有钱庭长那里咋着也得1000块啊!”
那天马俊方的弟媳也来了,气急抱怨马俊方父女:“摊为(因为)20块钱把一家3口人都弄进去了!……托人求情花了多少钱?咱不能说,人托人办的事,不能说也不敢说。” 村主任李卫华跟我说:“她委屈有气,花了两万多了,公婆还埋怨她不花钱不出力,咋不把人捞出来!”
一旁的村民说:政府叫俺折磨哩,非叫俺村人都折磨死完!说砸了他超市俺违法了,为啥砸超市?你骗了人家小孩,人家大人都不兴去问问么?去了就打人家,打了人没有人制止,打伤人没有人治病,按法律他论理不论?他共产党现在不就是不论理么?都不按法律!就是拘留,拘留多长时间?有没有规定?现在都半年了!也没个说法,还都有病,按法律他们才是有罪哩!
马俊方妻拉着我去她家看看,说:3个孩子,没任啥东西,就一点粮食,玉米小麦,都卖了,送钱扒人。送钱我没有去,叫俺姐俺姐夫去送,我也不会骑洋车子。你叫人家打死人家都不吭气么?你叫俺关半年了,你就叫俺关死,又咋着呢?天爷!俺有病毒,俺啥门子哩?只顾哭只顾哭,这眼窝子都疼哩不能行,你看看这剩下的都是啥人!跟要饭的一样这一摊子,俺难为得没有一点办法,就差没断这一口气。真断了这口气也离亮!给俺难为哩啊……,俺婆子躺那哭哩嗷嗷叫!
马俊方的母亲躺在村边一个窝棚里地铺上,她的妯娌嫂子在劝慰她,两人正说得伤心落泪。见我去了,嫂子说:我来给她说说话,这老婆太难,她两个儿子在法院扣着哩,马上六七个月了。过年哩就剩一个老婆自己在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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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方的母亲挣扎着坐起身,哭诉:你们都来看我哩,给我送这些东西……,来看我我心里也是难受,俩儿一个外孙子都关在里头哩!我一个人,从年头里睡到这会儿没起来过。嫂子把我叫起来,劝我,俺嫂子家四个儿死了仨了,还冇一个儿,没有媳妇了,还过来送东西给我吃,我咋吃得下啊,我心里啥滋味啊,俺俩人哭哩啥样!房漏,这个棚屋下雨一圈子哪都漏,那个屋木实都糟了,快塌了更不能住,我活着他们赖好有个娘,砸死了连这个赖老婆也没有了。11月了,冷了,才打个地铺。去年门鼻子叫贼别开了,发个被子也没舍得盖,还叫偷走了!啥门儿哩,老天爷啊,咋过啊,这一家人家!看看我现在铺哩盖哩都是啥呀,扔了都没人要。这一家子咋过啊!人家过年欢天喜地,我七八十岁一个老婆过哩啥日子啊!我哩娘啊!娘啊……儿啊!说着说着失声痛哭。

我问马俊方:你们一共送了多少钱?

答:姐家花几千元,我花的多些,一共花有将近4万元。没起啥作用,一点事没有办成。
——那为什么还要送呢?

马俊方:底下能给你们上头比吗?不送钱更不行!市里都比县里强。县里公安检察政法部门没有不要钱的!探个监不给钱都不行!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没有不要钱的,钱少了不管用,多了咱没有。弟弟判了两年半,要到明年割了麦了。法院说是县委政府的意见。姐姐还在找人,说上中院,希望给弟弟减刑。弟弟还有一年,说是一年有2次减刑机会。能空手去吗?不知道姐到底又借多少钱。先已经送1500元,这你知道,法院让送的,给陆振方,说到防疫站办个假艾滋病证明,救弟弟出来。不管用,原来说可以。又给戒毒大队送4000元,也没办成事,又要回来了,4000元,得几年粮食打。给陆振方的1500元要不回来了,他说罪减罢了。又送法院5000元,还有东西。他们许的不耽误出来过年,至少在本地服刑也好照应。结果人还是送走到外地服刑去了。这还是托的亲戚关系,老三家娘家嫂子的啥啥人,还不敢说。就是范庭长,刑事庭庭长,40多岁,看着人也不错,在里面时候蹲一块说说话,还给俺让好烟。5000块钱经姓米的给他了,他安排我去周口为弟弟的事找人说情,要不是不摸门连人也见不着。

说着说着马俊方愈加气愤起来:俺犯啥罪了?谁先打人?谁先引起的?打人的为啥不追究,光找俺的事?东西毁了怨俺,是谁先找的事?把人打倒在地下一两个小时都不管,砸东西时候为啥都没有人阻拦?讲理吗?在里头,连他们也说,知道你们冤。看守所长称兄道弟,说兄弟,他们走了就给你们开开门,连门都不关。说这事是县委书记主抓的,说看恁艾滋病愣头青有多少,再出来关死都不放!检察院的龚丽,科长,坏得很!她是书记员,我们说的情况她一点都不写。万家乐一伸手就比咱给的(钱)多,她就一个劲向着万家乐。姐姐见人都送,撒胡椒粉一样都送。就是一个大队支书,办事不给钱行吗?以前不知道这情况,现在在里头啥都明白了,没钱啥都办不成。老百姓活人,难得很。广播里说的没有真的。从记事起,哪有真正体惜老百姓的干部?底下干部腐败得很!公社书记,干几年走了公家东西都卖干卖净!县委书记李留欣,有人正在整他材料,都贪得很!这回算看透了也灰心透了。从这往后,只要不是叫你枪毙,啥事都不管不问了,枪毙得问问为啥,凭啥枪毙我?其他事,贵贱不干了。“百姓就是白兴”,你敢兴,后果是你自己的!我从小就想让枪毙,看他讲理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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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15”案的判决,我走访了相关律师和司法部门。马超云律师是当地人,自学考取了律师证,在县城开办律师事务所,在万家乐案中担任被告方辩护律师。他说:这个事本来是商业欺诈。他们欺诈在前,打人在前,事情是由这引起的!“本来有理的事,结果弄砸了。”说是商场九万损失,证据不足,这是他们单方面说的。因为万家乐一方施加压力,县委就要求严判,完全是行政干预。现在虽然说成是艾滋病犯罪了,但是可以虚判,监外执行。都穷得叮当响,往哪放他们?原来与法庭都做通了工作。结果接到通知说还是判了,实判。已经判了,还可以反诉,但意义不大。不过,啥事都可以变通。看看能不能变更变通执行。农民也不争求啥政治名誉,能改成监外执行就好,少受罪。

他向我建议:你可以找一找庭长,再了解了解庭长的态度看法,法庭具体审理,最了解案情。你是上面来的,他们总会听听你的意见。你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到检察院、信访办反映反映。这事,艾滋病人不服,还要闹。媒体一旦介入,对当地政府形象影响不好。

于是又走访审议庭庭长。庭长说,这个案子一直拖着,因为县委政府打招呼了,要求这个案子必须通过政府,就先压那了。案发5个多月的时候,法院有个意见,认为都是农民,不懂法,教育为重。因为已经都5个多月了,就研究决定,一般的判6个月,严重的判1年。可法院领导还是说,这事必须请示县委政府才能定,政府那一段事多,等他(政府)想起来过问的时候,已经7个多月了。只好最少判8个月。为区别轻重量刑,还有的判1年,2年半、3年的。最后庭长说,原先说的量刑还要重,“顶级判,全部判5年,坚决打击严惩!”说是因为是艾滋病群体犯罪,一定要重判。就这算是“宽大处理”了,听说是有人在调查这事哩。那人是不是就是你?你们上头来的人影响力大,你再找找政府部门,看能不能给他们减刑或者都监外执行。(田野手记20060321

真的走访市委市政府。屡访不见,说是领导都外出开会去了。最后派出一位科长接见我。三言两语后便说:7.15事件,艾滋病人一、二、三,三天,连着三天每天砸三场。对他们定位在打砸抢犯罪团伙,还不只是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能姑息迁就!不能减刑,放出去麻烦。砸城管的事,跟砸万家乐商场是同一件事,警察去维持秩序,见一个打一个。
问:谁打谁?
答:艾滋病打警察!
我瞠然。  
只听这位科长又说:“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对艾滋病的打击力度要比平常人大。”末了还补充说:“这也是市领导的意见。”他们这话是直接针对我了。
而这时,村民们还在努力上访申诉,对他们的“上级领导”寄予无限希望。中国农民,总认为有一个青天大老爷在上边,“上边政策是好的,都是下边的贪官污吏太坏!”
……

2006年的春节我仍然在尹庄村度过。这一年尹庄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人们向我诉说:稍有不满就说你“闹事”,一“骨融”(动)就抓人。那些“7.15事件”被抓捕者的家属,妻子、母亲、老人、孩子,说着说着哭作一团,这几家为“扒人”全都花干卖净负债累累。
腊月十五和正月初一,尹庄村的村民们在村口路边扎起一个麦草人,烧香磕头放鞭炮指名道姓诅咒。万般无奈,深陷社会底边的人们,只能用这种古老的传统方式宣泄他们心中的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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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方不再参与这些“控诉”的事,他在家做鞭炮。他说,明知做炮不是长事也不是好事也没法。四周邻居也都做炮,都是晚上装药,夜里哗哗啦啦,吓人!天天提心吊胆,害怕!睡不着觉。像俺这人俺这一号,都是过一天算一天,不了你说咋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