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方还在看守所关押着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已经找过我。
他的姐姐哭诉：他们说花了钱人能出来，想着送点钱叫俺小孩早一点出来，“俺一路找人一路花钱”，结果花了钱人也没有出来。他的姐夫痛哭流涕：东拉西凑，结果还是判了，还定了第三名啊！那天黑了回来，我差一点没栽死那里啊。叫俺哩小孩都审神经了，15岁、17岁、18岁、19岁，4个年龄，说不清。作为一个农民命真苦啊，全社会都说对艾滋病同情关爱，我说对小孩你也同情同情原谅他吧，孩子还小啊！那个法院的龚丽啊，开始说得可好听啊，说小孩小，同情，关照，可是具体判时候一个劲捺着不放啊，她说，你就是死了，我该咋办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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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拿出一张送钱名单给我看，说这名单不全不是全部。从派出所长、庭长、检察官、法官到书记员，三百五百送出去，总共花了8600元，另外还有烟酒，人还是没有“扒”出来。“没钱啊，这是到处借到处凑的钱，有钱庭长那里咋着也得1000块啊！”
那天马俊方的弟媳也来了，气急抱怨马俊方父女：“摊为（因为）20块钱把一家3口人都弄进去了！……托人求情花了多少钱？咱不能说，人托人办的事，不能说也不敢说。”
村主任李卫华跟我说：“她委屈有气，花了两万多了，公婆还埋怨她不花钱不出力，咋不把人捞出来！”
一旁的村民说：政府叫俺折磨哩，非叫俺村人都折磨死完！说砸了他超市俺违法了，为啥砸超市？你骗了人家小孩，人家大人都不兴去问问么？去了就打人家，打了人没有人制止，打伤人没有人治病，按法律他论理不论？他共产党现在不就是不论理么？都不按法律！就是拘留，拘留多长时间？有没有规定？现在都半年了！也没个说法，还都有病，按法律他们才是有罪哩！
马俊方妻拉着我去她家看看，说：3个孩子，没任啥东西，就一点粮食，玉米小麦，都卖了，送钱扒人。送钱我没有去，叫俺姐俺姐夫去送，我也不会骑洋车子。你叫人家打死人家都不吭气么？你叫俺关半年了，你就叫俺关死，又咋着呢？天爷！俺有病毒，俺啥门子哩？只顾哭只顾哭，这眼窝子都疼哩不能行，你看看这剩下的都是啥人！跟要饭的一样这一摊子，俺难为得没有一点办法，就差没断这一口气。真断了这口气也离亮！给俺难为哩啊……，俺婆子躺那哭哩嗷嗷叫！
马俊方的母亲躺在村边一个窝棚里地铺上，她的妯娌嫂子在劝慰她，两人正说得伤心落泪。见我去了，嫂子说：我来给她说说话，这老婆太难，她两个儿子在法院扣着哩，马上六七个月了。过年哩就剩一个老婆自己在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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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方的母亲挣扎着坐起身，哭诉：你们都来看我哩，给我送这些东西……，来看我我心里也是难受，俩儿一个外孙子都关在里头哩！我一个人，从年头里睡到这会儿没起来过。嫂子把我叫起来，劝我，俺嫂子家四个儿死了仨了，还冇一个儿，没有媳妇了，还过来送东西给我吃，我咋吃得下啊，我心里啥滋味啊，俺俩人哭哩啥样！房漏，这个棚屋下雨一圈子哪都漏，那个屋木实都糟了，快塌了更不能住，我活着他们赖好有个娘，砸死了连这个赖老婆也没有了。11月了，冷了，才打个地铺。去年门鼻子叫贼别开了，发个被子也没舍得盖，还叫偷走了！啥门儿哩，老天爷啊，咋过啊，这一家人家！看看我现在铺哩盖哩都是啥呀，扔了都没人要。这一家子咋过啊！人家过年欢天喜地，我七八十岁一个老婆过哩啥日子啊！我哩娘啊！娘啊……儿啊！说着说着失声痛哭。
我问马俊方：你们一共送了多少钱？
答：姐家花几千元，我花的多些，一共花有将近4万元。没起啥作用，一点事没有办成。
——那为什么还要送呢？
马俊方：底下能给你们上头比吗？不送钱更不行！市里都比县里强。县里公安检察政法部门没有不要钱的！探个监不给钱都不行！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没有不要钱的，钱少了不管用，多了咱没有。弟弟判了两年半，要到明年割了麦了。法院说是县委政府的意见。姐姐还在找人，说上中院，希望给弟弟减刑。弟弟还有一年，说是一年有2次减刑机会。能空手去吗？不知道姐到底又借多少钱。先已经送1500元，这你知道，法院让送的，给陆振方，说到防疫站办个假艾滋病证明，救弟弟出来。不管用，原来说可以。又给戒毒大队送4000元，也没办成事，又要回来了，4000元，得几年粮食打。给陆振方的1500元要不回来了，他说罪减罢了。又送法院5000元，还有东西。他们许的不耽误出来过年，至少在本地服刑也好照应。结果人还是送走到外地服刑去了。这还是托的亲戚关系，老三家娘家嫂子的啥啥人，还不敢说。就是范庭长，刑事庭庭长，40多岁，看着人也不错，在里面时候蹲一块说说话，还给俺让好烟。5000块钱经姓米的给他了，他安排我去周口为弟弟的事找人说情，要不是不摸门连人也见不着。
说着说着马俊方愈加气愤起来：俺犯啥罪了？谁先打人？谁先引起的？打人的为啥不追究，光找俺的事？东西毁了怨俺，是谁先找的事？把人打倒在地下一两个小时都不管，砸东西时候为啥都没有人阻拦？讲理吗？在里头，连他们也说，知道你们冤。看守所长称兄道弟，说兄弟，他们走了就给你们开开门，连门都不关。说这事是县委书记主抓的，说看恁艾滋病愣头青有多少，再出来关死都不放！检察院的龚丽，科长，坏得很！她是书记员，我们说的情况她一点都不写。万家乐一伸手就比咱给的（钱）多，她就一个劲向着万家乐。姐姐见人都送，撒胡椒粉一样都送。就是一个大队支书，办事不给钱行吗？以前不知道这情况，现在在里头啥都明白了，没钱啥都办不成。老百姓活人，难得很。广播里说的没有真的。从记事起，哪有真正体惜老百姓的干部？底下干部腐败得很！公社书记，干几年走了公家东西都卖干卖净！县委书记李留欣，有人正在整他材料，都贪得很！这回算看透了也灰心透了。从这往后，只要不是叫你枪毙，啥事都不管不问了，枪毙得问问为啥，凭啥枪毙我？其他事，贵贱不干了。“百姓就是白兴”，你敢兴，后果是你自己的！我从小就想让枪毙，看他讲理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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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15”案的判决，我走访了相关律师和司法部门。马超云律师是当地人，自学考取了律师证，在县城开办律师事务所，在万家乐案中担任被告方辩护律师。他说：这个事本来是商业欺诈。他们欺诈在前，打人在前，事情是由这引起的！“本来有理的事，结果弄砸了。”说是商场九万损失，证据不足，这是他们单方面说的。因为万家乐一方施加压力，县委就要求严判，完全是行政干预。现在虽然说成是艾滋病犯罪了，但是可以虚判，监外执行。都穷得叮当响，往哪放他们？原来与法庭都做通了工作。结果接到通知说还是判了，实判。已经判了，还可以反诉，但意义不大。不过，啥事都可以变通。看看能不能变更变通执行。农民也不争求啥政治名誉，能改成监外执行就好，少受罪。
他向我建议：你可以找一找庭长，再了解了解庭长的态度看法，法庭具体审理，最了解案情。你是上面来的，他们总会听听你的意见。你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到检察院、信访办反映反映。这事，艾滋病人不服，还要闹。媒体一旦介入，对当地政府形象影响不好。
于是又走访审议庭庭长。庭长说，这个案子一直拖着，因为县委政府打招呼了，要求这个案子必须通过政府，就先压那了。案发5个多月的时候，法院有个意见，认为都是农民，不懂法，教育为重。因为已经都5个多月了，就研究决定，一般的判6个月，严重的判1年。可法院领导还是说，这事必须请示县委政府才能定，政府那一段事多，等他（政府）想起来过问的时候，已经7个多月了。只好最少判8个月。为区别轻重量刑，还有的判1年，2年半、3年的。最后庭长说，原先说的量刑还要重，“顶级判，全部判5年，坚决打击严惩！”说是因为是艾滋病群体犯罪，一定要重判。就这算是“宽大处理”了，听说是有人在调查这事哩。那人是不是就是你？你们上头来的人影响力大，你再找找政府部门，看能不能给他们减刑或者都监外执行。（田野手记20060321）
真的走访市委市政府。屡访不见，说是领导都外出开会去了。最后派出一位科长接见我。三言两语后便说：7.15事件，艾滋病人一、二、三，三天，连着三天每天砸三场。对他们定位在打砸抢犯罪团伙，还不只是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能姑息迁就！不能减刑，放出去麻烦。砸城管的事，跟砸万家乐商场是同一件事，警察去维持秩序，见一个打一个。
问：谁打谁？
答：艾滋病打警察！
我瞠然。
只听这位科长又说：“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对艾滋病的打击力度要比平常人大。”末了还补充说：“这也是市领导的意见。”他们这话是直接针对我了。
而这时，村民们还在努力上访申诉，对他们的“上级领导”寄予无限希望。中国农民，总认为有一个青天大老爷在上边，“上边政策是好的，都是下边的贪官污吏太坏！”
……
2006年的春节我仍然在尹庄村度过。这一年尹庄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人们向我诉说：稍有不满就说你“闹事”，一“骨融”（动）就抓人。那些“7.15事件”被抓捕者的家属，妻子、母亲、老人、孩子，说着说着哭作一团，这几家为“扒人”全都花干卖净负债累累。
腊月十五和正月初一，尹庄村的村民们在村口路边扎起一个麦草人，烧香磕头放鞭炮指名道姓诅咒。万般无奈，深陷社会底边的人们，只能用这种古老的传统方式宣泄他们心中的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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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方不再参与这些“控诉”的事，他在家做鞭炮。他说，明知做炮不是长事也不是好事也没法。四周邻居也都做炮，都是晚上装药，夜里哗哗啦啦，吓人！天天提心吊胆，害怕！睡不着觉。像俺这人俺这一号，都是过一天算一天，不了你说咋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