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倩
最初认识李卫华，是在2004年岁末冬季，那时候他还是尹庄村的村主任，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尹庄人。尹庄行政村是河南省38个艾滋病重点村之一，包括4个自然村：尹庄、小滩李、孟庄、小李庄。4个自然村中，小李庄艾滋病疫情最严重。李卫华是小李庄人。作为村主任，李卫华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很热心地向我介绍村里疫情，带领我走村串户，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最坚定的支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卫华的帮助，我在艾滋病疫区的田野工作如何进行下去。
李卫华给我写过一份“村情材料”，写在从小学生作文本上撕下的两页纸上，就像一篇小学生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家乡尹庄》：
我的家乡尹庄行政村，总人口2500人，耕地面积2341亩，农户630户，自1988年至1995年以来，大多数农民走向了献血这条路，献血人员多达810多人，自2000年以来，死亡人数达到170多人，现还有感染人数258人。
例如我村李开香本人家庭六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儿子都死于艾滋病，无情的病魔就这样结束一家4口人的短暂一生，儿媳也改嫁他人。
我村李可功也因献血一家三口人走向惨不忍睹的道路，人去房空。
我村刘桂芝，丈夫李现营，夫妻俩也同时染上艾滋病重大疾病，丈夫不幸离开了他们，上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下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千斤的重担从此落在了刘桂芝一人身上。孩子上学要钱母亲有病要人照顾，真是太难了。
李可信以前是老党员老干部，下有三个儿子，李连营、李国堂、李学习，都因献血染上了重大疾病，不幸的事发生了，不到短短的两年时间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三个儿子的生命，老人十分悲伤，他上有老母85岁，本人又得了一个不治之症食道癌，看到了这些真让人心痛。
目前，我村一些姑娘找不到好的婆家，男孩们取（娶）不到媳妇，现有的一些男孩们都二十七八了，好多都是单身汉。
现在政策好啦，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救助，帮扶工作队又近（进）入我村带来了六个一工程和生活救助，又得到全社会关爱，我相信，在领导帮助下在干部的带领下，我尹庄的群众会走出这一难关的。
李卫华
2005年1月23日
一眼看到那纸那题目，我内心一阵感动。看得出，李卫华很爱自己的家乡。
当时，尹庄像其他许多艾滋病村庄一样，多年不治，村庄行政处于瘫痪状态。2004年工作队进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组建村政领导班子。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这“不走的工作队”，就是指在工作队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村政领导班子。李卫华是第一任驻村工作队推举出来的村政领导人，因为他还不是党员，便做了村委会主任，而村党支部书记由镇党委一位副书记临时兼任。二年之后李卫华被批准入党，顺理成章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在尹庄村民们看来，村主任与村支书没有什么区别。
村中长者李可顶告诉我：当初组建村领导班子，工作队征求村里老人意见，老人们推举卫华出头来干，看中的就是他的忠厚实诚。虽然他只有弟兄俩，但是他一门里堂兄弟不少，遇事撑得起。卫华虽然老实，但他的兄弟李勇是个不好惹的主，遇事能替他哥抵挡。开始卫华不愿意干，——那时候面对一个烂摊子谁也不愿干。工作队寻了个茬口，把好惹事非的李勇抓起来了，然后用放出兄弟作条件，李卫华走马上任。
这的确是一个很实诚的年轻人。李卫华受命于危难之际，上任后工作全心全力，很想为村里作些事情。他自己没有卖过血，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是他亲手挖坑打墓抬棺送葬已经埋葬了几十个因艾滋病死去的乡亲——一个时期“打墓埋人”是村委一项重要的村务。我拍下的第一张艾滋病疫区送葬现场的照片，就是李卫华驾辕为死去的艾滋病人李可轩送葬。那天风很大，年轻的村主任双目紧闭，任凭送葬的人群簇拥着棺木前行，中原冬季的旷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惊天动地哭号着行走在茫茫苍穹之下。回想起来，那场面至今令人震撼。
李卫华带领我走访村里那些“最困难户”，希望为他们争取救助，却从来不说自己的困难。后来我了解到，李卫华家是村里极少数没有卖血的人家，但是他的父亲治病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已经死亡，他的小儿子在一次车祸中脚被轧伤残，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李卫华年轻，第一次担任村干部，没有经验。但是有工作队支持扶持，第一年（2004）工作开展顺利。能为村里办事，卫华很高兴，而且满怀信心。他说，工作队是我的后台，是我们村委会的后台！
当时村委会对工作队的依赖的确很大，全凭工作队协调村里与当地政府、派出所、卫生院、民政所等机构的关系；村务中的许多事情也是执行工作队的任务，比如向村民发放救助物资、组织工作队资助的修路工程等等。
卫华还跟我说：当初有个杨县长说，你能在这个关键时期站出来，真是不容易！“我当时有领导这句话，感觉很值！不管怎么着，我觉得值，领导能看得起我，器重我，感觉值。”后来我见到这位负责文卫工作的副县长，说到李卫华这番话，她一脸茫然。她根本不记得这件事，更不知道她随口说过的一句话对一个青年农民的影响和作用。而李卫华，这位年轻的村官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今后要走的道路还很长很艰难。
2005年至2006年，应当是李卫华上任后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他曾几次提出辞职不干了。当时推举他上任的第一批工作队回去了，村委班子与新来的第二批工作队关系始终磨合不好。原本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一下失去了依靠，感到很苦恼。
我看到这位村主任面对苦难中乡亲们的无奈，也看到他一个人孤独的忧思。
当时村里发生的两件大事都很棘手：一是“7.15事件”，一是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村民群众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李卫华作为村主任夹在中间，正处于矛盾的交合点。李卫华说：我不是不想为乡亲们干些事，但是干不了。我不怕掏力，不怕吃亏，就是干不了。比方说，作炮是违法哩，派出所随时可以抓人、罚款、拘留。过去周处（第一任工作队长）在这时候他们不敢。现在他们到村里抓人从来不给村委打招呼。村民遇到这事只有找我去说情。但我与派出所长不会沟通，说不下情，面子还不如村里有的光棍村民。我最初接这个村委会主任时，有工作队支持我心里踏实。现在李处（第二任工作队长），不像原先周处能替我撑住协调各种关系。现在办不成事，在村民面前就没有面子，没有威信，工作不好作。我坚持着把村里的路修好，就不干了，出去打工挣钱去了。村干部工资，村主任每月150元，会计、组长每月100元，实在不高，还不如打工，一个建筑工地掂泥兜子的，吃完喝完也能剩余200-300元。
那时候也是我的田野工作的困难时期，如果没有李卫华的帮助配合，要展开调研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许是因为我最初进入艾滋病疫区时正值年末岁首的春节假期，无意间避开了拜会某些级层部门的麻烦，而乡村节日气氛也为培养“革命感情”创造了机会。2005年春节刚过，当我带着“国家课题”又一次来到尹庄的时候，感到我已经被当作了“自己人”。当时第一批工作队已经撤离，第二批工作队还没有到来。白集镇党委书记答应支持配合我的实地调查，还帮助安排落实食宿：“阳光家园的棉被抱两床，住原来工作队住过的税所，吃饭在镇政府食堂。”税所李所长是个热情实在的人，说就在税所搭伙，“镇政府食堂水不行。”李所长说自己自幼父母双亡，吃百家饭长大，唯读过小学三年，能有今天要感谢党的培养感谢地方百姓。他已经调查了几个村庄的艾滋病情况，希望帮助写材料递上去，“为他们争取利益……”。我一度以为，我就此可以安安稳稳将研究课题深入进行下去了。
但是，凡经历过的人都会知道，在河南真正进入艾滋病疫区做调查，实在是太难了。在一个周六，税所所长突然挺不好意思地跟我说：下周一县局大检查，所里住外人不合适……。李所长重情义好面子，话说得很婉转。我明白话里的意思，他是代表地方当局下逐客令了。地方有地方的难处，对此我能理解，于是赶紧说，我出来太久了，天气也冷了，也该回去了。我当着镇上送行的人上了汽车，走人。多日相处，都有些依依不舍，他们说：刘教授还来啊！
如此告别彼此不伤情面，也为日后工作留有余地。
汽车开出镇外，高速公路收费站口，接应我的尹庄村主任李卫华已经等在那里。下汽车坐上卫华的摩托，调头返回。返回不走原路，而是绕道避开白集镇，经过黄庄、中庭湖，进入尹庄村。村里谁家正在办“三周年”（当地风俗，人死后三年的祭奠，当时村里这种死亡仪式频频），唢呐声声很凄凉。避开众人，卫华带我直奔村民李可顶家，上房顶二楼。李可顶已经等候在家里。卫华说：“刘老师就住这里，这是村里一等一（最好的）的人家，一等一的房子。能给我说的话，都能给可顶大爷说。我平时遇事常跟他商量拿主意，他就像我一样可以信任。”说罢匆匆走掉，那边“三周年”仪式，还等着这位村主任“支应”。
从此开始我在艾滋病村庄的隐蔽生活，并逐步站住脚扎下根开展田野工作。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才真正“零距离”接触到了我的研究对象，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处境，感受到他们的感受。
第二天一早，卫华就来找我。先说“7.15”万家乐事件：卫华拿来一份县法院关于万家乐事件的起诉书，他说，“李新臣在法院有亲戚，这是他从亲戚那找来的。”
说是明天开庭，都传着说不会轻判。
问：明天开庭不通知村里，不通知家属吗？
答：不通知，我们都不知道。
马俊方家已经花了9000多元，是为了“扒”当时去帮忙的弟弟和外甥，顾不上他本人了，家里没钱了，没有人去看他，他在里面想自杀。
再说7.15”城管大队打人事件：早上7点半，派出所长就打电话，叫我带那6个人（城管打伤的艾滋病人）过去调解。到那所长就说：县领导下命令了，不要再去城管找了，再去就抓人哩！他们几个为要求赔偿讨说法跑半年了，找谁谁不管，没有想到现在竟是这样“调解”，几个人很失望很气愤。
都不是好消息。正说着，李卫华被人找走了。
下午，李卫华又过来了，说又带他们几个被打伤的艾滋病人一起去找乡里。乡里几个领导都在。书记说一句：又来干啥哩？一个人包（赔偿）七八百算了！就走了。派出所长说：上面说好了，一个人解决1000元。还说，就这我费了多少劲，请吃饭都赔了好几百了。他们几个艾滋病人不愿意，说要找个说理地方，破上了！所长说：告状，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了！艾滋病人说，得不到就不要了，你看着办吧！人都走了。所长留下卫华，叫作作工作，说“差不多就算了。”他几个都不认，说2000元还不认哩，光瞧病花多少钱！要上北京去上访“讨个说法”。
正说着，要上北京上访“讨说法”的几个人来了。他们说，计划明天就去，村里群众愿意给他们兑钱，每家出10元。李留安病重，他媳妇替他去。他们问我：刘老师，你说上北京去找谁？那说理的地方在哪？我说，如果你们真的问我，我劝你们不要去。天这么冷，你们没有钱又有病，怎么好出门呢？咱们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卫华劝走了他们。说话天色已晚，挽留卫华一起吃晚饭，也好边吃边谈，把几天了解到的情况理理顺。但他借口为我回家取暖瓶，还是走掉了。
晚饭过后，李卫华提着暖瓶过来了，脸上红红的：“家里来客了，非让喝一杯。”也许因为喝了点酒，他说出了“掏心窝”的话。
卫华说——不是实在没法，谁想去上访？上访可不是过年，遭罪哩很!这么冷的天，艾滋病还不能着凉。走不了防暴队“按你”，拿做炮说事。村里各家都在做炮。可除了做炮又能指望啥呢？搞集体种植吧，工作队周处帮着争取了5万元大棚款，群众都问哩，县农业局是拨下来了，可被乡里扣下了到不手里……。搞个人养殖吧，养牛养羊养猪，不安全，偷得厉害，晚上看不住，“看着在家搁哩，不是你的。”
我想到卫华妈跟我说过，一次卫华负责巡夜，遇上有人偷羊，追过去被人用砖头砸晕死过去。
听卫华继续说下去——除了7.15这案子，要操的心多了，可是办法没有。这一村老老小小……，该咋说哩？……说实在的，烟花爆竹在村里做，确实很危险，涉及到每家每户，万一要是出了事，全村可是一片海洋，是一片火海，关系到每个村民的生命安全！做烟花炮竹终不是长事，可一旦停了，人怎么办？“十人抬一人好抬，一人抬十人难办”，除了老的小的，都是有病的人，难。几个人一堆议议，想出去义演募捐……。
——怎么义演募捐？问他。
组织点艾滋病人，印点宣传单子，说说艾滋病防治方法，说说咱村有多难，站人家大老板企业门口表演表演，让人家同情同情，演演募捐……。就是“巧要饭”……，说难听的，……就是要饭。也想过带人去打工，可他们干不了重活，除非带他们去要饭！在这实在活不下去了，也不想再求他们去了。
“这些，都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卫华说，多少年了，村里家里都没人来过，连亲戚都不来，就因为这艾滋病。你能到村里来，这样待我们，我很感动，感到亲近，信任，就想跟你说说。跟人说说，有人理解我，我说有人能听进去，心里有安慰。
卫华有满肚子话需要跟人说。这么一个大个子，竟说得涕泪交流。
听得人心酸。再三要他一起吃顿饭都不好意思，怎么会去“站在人家大老板企业门前让人家同情同情”？
——卫华，你以为要饭就这么容易？我说。
卫华却像中了魔症一般，只顾问：刘老师，你说这样会不会违法？我们不上北京，省得他们说是上访闹事，我们只上南方沿海边远一带……。
我哽咽不能回答。
没有住进村子之前，卫华对我断然不肯说出这样的话，那时我们的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