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30日下午，我拉着儿子的手，和姐姐在临沂监狱会见室门口排队。1点57分，长长的队伍开始移动了，我松了一口气。这次比上次排队有秩序了，不是一窝蜂涌进去了。
上次排在我后面的那个男人还是站在我身后，是一个穿着灰色T恤叼着烟的粗壮男子。他扬着下巴，耷拉着眼皮，长相很有特点。
等待大厅左右竖着两个大屏幕，上面闪烁的十几个号码，按顺序排列着。我们的号码是0127，上面没有，看来需要等下一批了。我跟大姑姐全秀找到了座位，刚要坐下，就听见了广播：“0127号请到一号窗口会见。”屏幕最上方也弹出了0127。我跟大姑姐立刻拉着泉泉向安检通道快步走去。周围等待会见的人都扭过头来，惊讶地看着我们。显然，他们在猜测我们得“多么有门路”才能这样被特殊“优待”！我们被排在了这一批的第一个！
这时，我看见灰衣男也跟着我站了起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灰衣男子不是等待会见的家属，他是负责监视我们的！
我们再次被安检，连泉泉的鞋都被反复捏了几遍。泉泉老远就看见了坐在了一号窗口的爸爸，他急得使劲儿拽着我、兴奋地向爸爸走过去，连自己的姑姑都不等了。
全璋转头看了我们一眼，把头转回去，依然是坐着没动。
我们在全璋面前坐下后，全璋拿起电话，看着自己胸牌拨电话。不过，他拨错了号，又拨了一次才拨通。
我盯着全璋的脸，发现他比一个月前瘦了好多！他的太阳穴都凹陷下去了。全秀姐这时也过来了，她也发现全璋瘦了。
我着急的叫了一声“老公”。全璋“嗯”了一声。我赶紧把电话放到泉泉耳边，泉泉立刻大声问：“爸爸你最近怎么样，吃得什么呀？”
这时我又发现他的左侧下牙有一颗明显凸起了。上次还没有这样！儿子手中的话筒回到了我的手里，还没等我说话，全璋就着急地说：“你没收到信，你回家拿身份证去邮局取信。我写了两封信。你不要误解临沂监狱，临沂监狱很好。”
我答应着，担忧地问全璋的牙怎么了？全璋眼神飘到了不知何处，喃喃地说：“在天津就掉了一颗、拔了一颗。这一颗牙.......又快掉了。”
我一股火拱到了脑门上，他才43岁，四年不见，三颗牙就没了？
全璋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着急，他说着说着卡住了，断片了。他手扶着额头，低头闭眼，眉头紧锁，嘴里咕哝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不敢催他，只是看着他又老又黑又瘦的脸，等着他。这次他没有拿稿子。
他终于想起来了，紧张地、眼睛都不看我，急促地说：“监狱说你这次来，又带着记者来...…不好。你这样不好。临沂监狱对我很好！”
我目不转睛的盯着他，我盼着他看着我说话，可是没有。
他说着说着，又断片了......
过了一会儿，他才又说：“想起来了，还有一件大事，我看了视频和文章。监狱对我很好，你以后不要那样写，会让外界误会监狱对我不好。其实监狱对我很好......”
本来是木讷地说着，突然变得焦躁地说：“你不懂！你不懂！等我出去，他们还要跟着我一阵子。临沂监狱对我很好！”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脑海里浮现出被软禁在老家信阳的江天勇律师的浮肿的脚。忍不住喊了起来：“你出来之后就是自由的，凭什么他们跟着？！”
全璋跟听不见一样，还是说：“等我出去了，我先在济南住两个月。”
我也继续大声说：“我住在北京，泉泉在北京上学。你为啥要去济南？！”
全璋看了我一眼，呆呆地说：“我的户口是济南.....”
王全璋曾经是个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律师，他到底遭遇了什么才被变成这样啊？
我强忍着眼泪看着他，心里只想对他喊：“李和平律师的户口还是开封的呢，他也是在北京和老婆孩子住在一起啊！”但我喊不出来，只能看着他犯糊涂的样子，心里焦急。
临沂监狱到底是怎样给王全璋洗脑的，盼着全璋恢复正常了，能说出这一切秘密。
全璋看着我气急焦灼的样子，愣怔了半天，眼神又飘到不知何处了，说：“以后你不用来看我了，你住的远，麻烦。”
我懵了，说：“我们是你老婆孩子，我们天天盼着见你啊？每月就这么个机会啊......”
全璋不再看我，低着头说：“你来我很有压力.....”
我听了，不明白，急道：“我是你老婆啊？我是你.......”
我看着前后左右举着摄像机的、戴着耳麦的、目露凶光的五个警察，心里突然明白了：“不是你有压力吧，是临沂监狱有压力吧.......”
全璋闻言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不言语了。
我不知道怎么走出的会见大厅。我这一个月幻想着全璋比上一次正常一点儿，可还是失望了。胸口憋的喘不过气来，感觉脖子被两只手死死掐住。我挪动发软的腿，跟大姑姐、王峭岭、刘二敏一起去监狱行政大楼交王全璋的“保外就医申请书”。
我还听说记者的手机拍照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抢走了！
临沂监狱，你们怕什么？
李文足
2019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