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有水 2020-7-29
三位在看守所严密监管下，分别单独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历经237的关押后，突然，在同时提出解除自己或家属要求委托的辩护律师，而且还同时为自己委托了之前从未面谋过、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律师，为自己辩护，而且居然还同时就有这么六位长沙律师，居然分文不要，愿意接受他们的委托，为他们进行辩护。
如此的天下奇巧，我估计，只要脑袋里不全是装着豆腐渣的人，都不会相信的。
但是，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相信，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相信。
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那条信息之后不久，就收到了我们萧山司法局律管部门张彪的电话。他询问我，我在朋友圈发的那条信息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不能确认是真实的，最好是删除掉。
我深信，丁律师不可能跟我开这样的玩笑。虽然，从我的内心更希望，这个信息是内容是虚假的——问题是，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真实发生，正所谓，善良已经限制了你的想象。
我告诉张彪，很不幸，这是真实的。
从芜湖开庭回来后，我就开始拨打林圣新警官留给我的他的办公室电话——然而，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我又拨打办案单位其它的办公电话，结果，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所有的电话，都无人接听了！尽管，我一遍又一遍的轮流拨打着，那些电话，似乎都一直处于无人接听或者正在通话之中……
施明磊那边传来的消息也是同样。
也许，他们对我们的电话进行屏蔽了！我又试着用别人的号码进行拨打，还是无一例外的无法接通！
我之所以要打发办案单位的电话，就是还有一幻想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三位当事人同时解除自己或者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不是真的。
2020年3月18日，一个来湖南长沙的电话响起。
电话中，这位女士自称是就是我儿子案的侦查单位的！
我一下兴奋起来，大声地对着手机说道：“我一直在拨打你们的电话，怎么你们单位所有的电话，一直都无法接通呢？”
她告诉我，她们单位的电话，这两天出了系统故障，所以外面的电话，都打不进去！
显然，这是一个谎话。要知道，她们单位可不是一般的单位。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通讯故障？
下面，就是这次通话的大概内容：
“这边，吴葛健雄他给你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他决定不让你作为他的辩护人，他会自己委托律师作为本案的辩护人。然后这样情况，我事先通知你。因为这个信件我们会以邮寄的方式寄送给你。相关信的邮寄内容，到时候可能会延迟几天，信件的相关内容，到时我们会让杭州市安全局的相关同志把信的内容再告诉你，可以吗？”
当即，我就问她：“你说，你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是确实的吗？”
在她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后，我又问：
“你知道我和吴葛健雄是什么关系吗？”
她说知道的，我们是父子关系，我是吴葛健雄的父亲。
我问她：是不是三位当事人都解除了之前委托的律师？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三位当事人都解除了之前的律师，另行自己委托辩护律师！
不一会，我的手机又响起。
电话是施明磊打来的。她告诉我，侦查单位给她打了电话，说是有一封程渊的信将会邮寄给她。我告诉了她，信的内容应当是解除之前的律师，而且三位当事人都同样，解除了之前所委托的律师。
几天之后，收到了一份顺风快递——我去收件时，还得付邮资的。
我之前，从来没有收到过需要倒付邮资的邮件。
拆开之后，里面，正是我儿子写给我的信！
信的内容如下（全部按原文抄录，包括不合理的错字和语法错误）：
父亲、母亲：
我作为您们的儿子，如今已经25岁了。但始终没有能够在父亲身边，母亲身边尽一尽孝道，更遗憾地是我跟程渊他们触犯了法律，等待我们将是法律制裁，对此我十分自责，非但没有尽孝，反而让父亲，母亲更加为我操心，担心。作为成年人的我，实在对不起您们。为了不让您们再为我操劳奔走，我决定不让父亲作为我的辩护人，而决定让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会自己委托律师作我本案的辩护人，不再接受其他人辩护。我相信他们能够很好地帮助我，还请您们放心。
另外，我在看守所里很健康，看守所的防疫措施也很到位，也还请您两位放心。虽然目前疫情在国内好转，我还是希望您们多注意安全，少出门，也希望您们和和睦睦，不要吵架。
您们的儿子：吴葛健雄。
2020年3月14日
读到这封信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封信是我儿子抄的。
日常生活中，许多语言习惯，一般是改变不了的。就如我儿子，称呼我和他的母亲，从来都只是很简单的“爸”“妈”，从来不用父亲、母亲这样正式的语言。和自己的亲人通信，一般只会用日常语言，而不会用很正式的书面语言。
更何况，信的抬头，“父亲、母亲”是顶格写的。这不符合人的行文习惯，说明，这是正文写完后，才加上去的，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顶着天花板写的情况——显然，我儿子的这封信，是事先人家写好，然后让他照着抄的。更何况：身陷囹圄的他，去哪拿钱，“自己委托律师”？
我知道了，我儿子所谓的“自己委托律师”——可能就是被迫接受了办案单位给他指定的律师，也就是所谓的“官派律师”。
我作为律师，当然明白，在中国，被羁押的刑事案件嫌疑人，要委托律师，几乎只有通过让家属来委托，即使是公派的法律援助律师，在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也得找当事人的家属来另签委托合同或者办理委托手续，然后凭法律援助中心出具的指派函和家属的委托书，才能得以进行会见，与当事人确认是否愿意接受指派或者委托。程渊、刘大志、我儿子吴葛健雄，首先就根本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法律援助的条件，不可能由法律援助中心去指派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除法律援助律师之外，那么就能是非法律援助性质的，由家属委托的律师——否则，根本就无法进入看守所，与当事人进行会见！
程渊和我儿子在进行公益活动中，也认识有许多律师。因为他们工作的性质，需要律师来予以协助。但他们圈子里的律师，大家都是相互了解的——或者，至少是能相互认识的。如果是程渊和我儿子他们所认识的律师，那么我们几乎也全部认识或者有联系方式，他们在接受委托后，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内和我们家属联系。
但程渊的太太、我，都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说他们受到了委托，要求我们签署相关的委托手续——由此可见，所谓“自己委托律师”，很有可能就是办案单位指定的律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派律师”。
“官派律师”，并不是中国律师中的某个类别。中国律师有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和社会律师三类。公职律师是指在政府中存在的，只向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或者根据政府的指定，根据法律的规定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并领取政府薪金的律师。这类律师，不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公司律师，是指由某一公司所设立的，专门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务部门，这类律师也不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只有社会律师——或者说是商业律师，那些依靠为社会不特定的人和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而没有专门的“官派律师”这一类。
所谓的“官派律师”，是指虽然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官方为了完成特定案件和程序需要，专门指派社会律师去配合完成审判程序的律师。他们参与案件，并不是为了向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是为了根据官方的需要，配合或者帮助官方完成审判，以弥补在特定案件中法律所规定的当事人必须有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这么一个需要。因此，律师从事这类活动，一但被发现，会被同行，或者具有一定法律常识的民众所鄙视。
所以，一般稍有良知，或者还有羞耻心的律师，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官派任务的。
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全璋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听说王全璋准备委托浙江的陈有西律师为其辩护。当时，浙江省司法厅代为传达了王全璋的这一要求。陈有西律师随即去看守所会见了王全璋，听说王全璋或许有些犹豫了。于是，陈有西律师就打电话给王全璋的家属，询问是否要委托他为王全璋辩护。结果，王全璋的家属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拒绝“官派律师”。
陈有西律师得知这个声明，吓得半夜起来发微博声明，自己并不是“官派律师”，并对事情的经过予以厘清。
陈有西律师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律师，同时也是优秀的中共党员，他的律师集团的党组织也是先进的党组织。但即便是如此显赫的背景，陈有西律师依然被一顶“官派律师”的帽子吓得半夜起来发微博发声明厘清，可见这“官派律师”的杀伤力。
那么，我儿子所谓他自己委托的律师，会不会就是“官派律师”呢？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我儿子“自己委托”的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