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虽然六四点烛光的行动，没有一个指定地点，但最有象征意义的，也最大风险的地方，一定是维园。但因应政府摆出来的态度，警方摆出来的各种放风、威胁，维园确实不会是很多人愿意或有能力在今年再去做这件事的地方，但无疑，是最多人还想见到有烛光亮起的地方。因为维园的烛光，象征着一种承诺，一种坚持，一种坚守良知的勇气，而最责无旁贷应该去维园做这件事的，无疑是在维园举办了 30 年烛光晚会的我们。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个人，点着烛光，走入维园，可以犯什么法。即使我公开说，我会做这件事，那是否说现在法律不允许我公开说我会做一件合法的事呢？是否说只要有人通知了集会而警方禁止，警方就有权将一个完全公开的地方，画成禁区？就有权禁止所有人就相关议题作表达呢？将维园守到铜墙铁壁那样，真的跟防疫有关系？
但刚刚其实都讲到，法律的分析是一回事，实际的风险是另一回事，这个确实是现在香港的现实，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我自己愿意，也觉得有责任，去承担这个风险，但我不可能预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齐去做这件事。无论是事前和友好团体的沟通、在街站和市民的聊天、网上的讨论、社会的气氛，其实都说得很清楚给我知道，像往年那种大规模集会，其实今年，不可能出现。
到了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几二十个人，和我一齐，尝试进入维园，已经是很好的结果，更大可能是小猫三四只，甚至只有我一个。但是，即使只有我一个，我都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维园的烛光，经过 32 年的沉淀，已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反对专政的象征，我们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能去维园的人不多，只要有，我们都还可以说，维园的烛光未死。当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最起码，我们都还可以用个人的力量，做最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将每个行动的政治力量放到最大。正如当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为见到后面有千百万人跟着他上去，他才去挡住那列坦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须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是正确的事。
而如果我们自问是在传承八九的精神和坚持，我们就要有这种，不论人多人少，不论高潮低潮，都坚持下去的决心。我当然不会否定，我很想很想见到维园依然烛光如海的画面，但同时我对时势都有很清醒的判断，若然到了当日，维园真的只剩下几点烛光，甚至是被当局成功，完全没有烛光亮起，那我更要向公众解释，那几点烛光的意义，32 年来维园烛光的意义，和当局为什么这样大决心要禁绝维园的烛光。这些话，今年不讲，很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机会再写，气候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会有明报的那篇文章，匆匆忙忙一晚写成，不是很成熟的文字，但当局如获至宝，觉得可以用来搞文字狱了。它甚至抄足国内打压六四的手段，作预防性拘捕，6 月 4 日一早就把我抓了，关足 30
多个小时，让我完全无法在六四当日作任何悼念行动，而之后我也因为同一单案而还押超过一个月。再之后对支联会的行动更是上纲上线，说我们 32 年的悼念活动是颠覆国家，是受外国势力的煽惑，但我想讲，驱使香港人 32 年坚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
说我那两篇文章煽惑了大家，是抬举了我，也是看低了香港人。我们看到即使维园被封禁，去到西贡、去到屯门，铜锣湾到旺角，都还是有人亮起烛光、点起灯光，不需要谁去召集他们去什么地方集会了。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坚持。
其实，八九年的时候，我只有四岁，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要这么执着这件事，是香港人，是 30 多年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会我，什么叫择善固执，而我所做的，只是传承、发出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去做一个普通香港人在这个时间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给当权者垄断所有真相和意见。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这些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如果要因此受刑的话，我亦无怨无悔。以上是我的口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