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4年8月26日，本网近日获悉，被当局以“非法经营”控罪的北京民间出版人涂金灿，可能会被当局以秘密方式不公开审理，理由是其出版的书籍中包含所谓“敏感”内容，而当局指控其“非法经营”的主要证据，是涂金灿以香港的国际书号为客户出书。
使用香港的国际书号出版书籍，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成为“非法经营”？这就要追根到中共当局的出版垄断和管制。这也是民间出版社人涂金灿被控所谓“非法经营”的政治背景。
虽然中共国的宪法称，“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公民个人要行使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这些纸面上的权利，都需要申请当局的审批和许可，而公民要以个人身份申请的话，结果基本就是不批准，相反还可能遭到当局的关注和维稳。所以，中共宪法里的“公民自由”，在现实中完全就是一纸空文。出版也是如此。中共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而设立出版单位的必需条件之一是“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共国，所有具有出版权的出版单位，都是官方机构主办的；那些民营的出版公司，其实是没有出版权的，他们要出版任何书籍，都必须要和官方的出版社合作，才能获得当局发放的能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国内书号，即一本书要想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不仅要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还需要中共当局批准的CIP书号。而在出版方面，港澳台出版的图书，都属于境外出版，除非通过进口许可，否则不允许在大陆印刷发行。通过这种方式，当局就实现了对出版的管制，公民的出版自由就被扼杀在当局的行政审批里。
只有中国国内的出版社，才能获得当局发放的国内书号，而所有国内的出版社，都必须由官方机构主管或主办，这就意味着，只有这些官方的出版社才有出版权利，它们也垄断了国内书号。当局每年给每家出版社分配一定数量的书号，出版社使用这些书号出版的书籍中，一部分是当局的政治宣传任务，也有出版社根据市场需求来选择出版的书籍，当然必须要通过政治审查。而公民个人如果要出版自己的书籍，在符合政治审查标准之外，就得花钱向出版社“买书号”，一个书号费从五六万到十几万不等。因而，一些出版社光靠卖书号，就能维持下去，这就是政治垄断带来的“市场”。
随着政治环境的收紧，对出版物的言论审查越来越严苛，书号费也越来越高，很多民间的著作者越来越难以通过官方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籍，而他们也就成为涂金灿这位民间出版人的客户。
涂金灿用香港的国际书号为这些民间作者出版书籍，一方面编辑出版的费用远低于官方出版社，主要就是因为没有高额的书号费；另一方面也没有严苛的政治审查。涂金灿的很多客户是一些退休老人，他们在晚年把自己的一生经历写成回忆录，本来也不准备在市场上发行，只是一种留念，所以他们在书中会叙述真实的历史和经历，会说出自己内心的真话。而这些真话，却通不过官方出版社的言论审查。这就是涂金灿出版的书籍涉及所谓“敏感”的缘由，一些普通人的真实人生经历和所思所想，因为当局的心虚和恐惧，才成为“敏感”。
涂金灿为客户出版的港版书籍，印量少，基本上都是客户个人留存，并不在国内市场上公开发行。即使想卖，也无法在市场上出售，因为图书销售同样是被当局垄断和管制的。私营书店除了国内出版的书籍，是不允许销售境外书籍的，包括港澳出版的书籍都属于中共当局定义的境外书籍。涂金灿为客户出版的港版书籍，因为不存在国内发行销售的，并不违反中共当局的《出版管理条例》。
但涂金灿出版的港版书籍，需要在国内印刷。一是因为成本，境外印刷的成本高，会大大加重客户的负担。而出版物的印刷和复制，也是被当局高度管制的。当局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从事出版物印刷或者复制业务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许可，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从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未经许可并办理相关手续的，不得印刷报纸、期刊、图书，不得复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第三十二条：“……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不得接受非出版单位和个人的委托印刷报纸、期刊、图书或者复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不得擅自印刷、发行报纸、期刊、图书或者复制、发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涂金灿的港版书籍，显然得不到当局的印刷许可。
二是这些书籍即使在香港印刷，也无法进入内地，因为出版物的进口，也是被中共当局高度管制的。《出版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出版物进口业务，由依照本条例设立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进口业务。”第四十二条：“设立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四)具有进口出版物内容审查能力……”所以，出版物的进口，也是被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官方机构垄断的。
在这样严苛、逼仄的出版环境下，涂金灿要为客户印刷港版书籍，只能同一些国内印刷企业私下交易，减少成本，并避免严苛繁琐的审查手续。这就是当局指控其所谓“非法经营”的来由。因为专制，炮制出这些恶法，于是就有了“非法”。一切都是专制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