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1日，公安部发布了《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至3月2日。征求意见稿称此举旨在以“打防结合、防范为先”为原则，明确公安部牵头、多部门协同的治理体系，重点强化网络基础资源全链条管控，严打电话卡、网络账号等实名制乱象，禁止非法制作使用网络犯罪相关设备，对相关风险设备实施备案管理。同时按分级分类原则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细化电信、金融、互联网等服务商的差异化防治义务，还明确跨境网络犯罪的追责与协作规则，构建全链条权益保护机制，从源头整治网络犯罪生态，筑牢数字安全防线。（详情请见：
https://www.mps.gov.cn/n2254536/n4904355/c10386242/content.html）
评析：公安部发布上述征求意见稿过后，引发法学界与公众对立法权限、程序合规、人权保障的三重强烈质疑。结合专家意见、人权法理与《立法法》规则，该草案在主体合法性、权利平衡性、程序正当性上存在系统性缺陷，本质是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越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过度挤压，违背现代法治的分权原则与人权底线。
立法权越位：公安部主导法律起草，程序合法性存根本缺陷
1. 权限边界：法律专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公安部无立法权
依据《立法法》，国家立法权专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仅其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国务院可制定行政法规，公安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仅能制定部门规章，且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权利、增加义务的规范，更无权主导法律层级的立法。
此次公安部直接起草并发布法律层级的征求意见稿，突破法定权限——即便仅为草案，也违背“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立项、起草，行政部门仅可受委托参与”的程序规则，属于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程序越位。
2. 事项属性：网络犯罪防治属法律专属事项，不得由部门主导
《立法法》明确：犯罪与刑罚、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属于“只能制定法律”的专属事项，不得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更非部门规章可规制。
该草案直接涉及通信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隐私权等宪法基本权利，以及刑事追责、行政强制等核心权力，理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立法，公安部仅能提供执法建议，而非作为草案起草与发布主体。此举本质是行政权侵入立法权领域，破坏“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的法治根基。
3. 专家共识：部门立法易致权力扩张、权利压缩
楼伯坤、刘晓原等法学专家一致指出：由公安部主导起草与自身监管职权相关的法律，极易陷入“部门立法”弊端——过度扩大行政监管权限、压缩公民权利空间，难以平衡公共治理与人权保障，违背立法中立性与科学性 。
专家呼吁：草案主导权应移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其统筹立项、起草与审议，引入多方主体论证，避免部门利益主导立法。
人权维度：重防控、轻权利，多项条款突破宪法与国际人权底线
1. 言论自由：模糊规制引发“寒蝉效应”，挤压合法表达空间
草案将“发布违背公序良俗信息获流量收益”纳入禁止范围，但“公序良俗”无明确界定，执法裁量空间极大，易扩张解释为对社会批评、网络创作、舆论监督的打压，形成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与宪法第三十五条言论自由权直接抵触 。
专家刘晓原明确批评：此类模糊条款为权力滥用预留空间，将正常表达纳入违法范畴，严重侵犯公民表达权。
2. 通信自由与隐私：普遍性监控，突破“法定程序”底线
草案要求网络服务商向公权力提供技术接口、解密支持、数据调取，将宪法规定的“法定程序通信检查权”变相外包给企业，形成无差别、普遍性监控，缺乏司法审查与透明度 。
同时，物联网卡使用限制、异常账号直接暂停服务等规定，未区分合法使用与违法犯罪，一刀切干预公民正常通信，侵犯宪法第四十条通信自由与秘密权。
3. 财产权与创新自由：过度规制，扼杀技术创新与市场活力
草案禁止“未经授权开发平台辅助软件”，变相以公权力保护大型平台商业模式，扼杀中小开发者创新，侵犯财产权与科研自由 。“无正当理由大量持有非本人账号”的模糊规定，易对家庭共用账号、企业运营账号等合法行为处罚，突破权利行使合理边界，损害市场主体经营自由。
4. 程序正义：权力无约束、救济无渠道，违背人权保障核心
草案赋予主管部门服务阻断、账号冻结、域名封禁、高额罚款、拘留等广泛权力，但未设置书面决定、理由说明、法定期限、司法审查等基本程序，也未建立有效的行政复核、司法申诉渠道。
网络保护令等准制裁措施由行政机关直接作出，缺乏司法监督，易导致权力滥用，违背“程序正义是人权保障底线”的法治原则。
5. 比例原则缺失：防控过度，突破“最小侵害”人权准则
草案未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纳入总则，也未明确比例原则、最小侵害原则，部分防控措施超出打击网络犯罪的“必要限度”，将民事违约、正常生活行为纳入行政处罚范围。此举违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权利限制必须法定、必要、最小侵害”的基本准则，导致网络治理中人权保障缺位。
综合评析：程序失范+权利失衡，背离现代法治与人权保障
1. 程序层面：立法权越位，破坏法治分权根基
公安部主导法律起草，是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僭越，模糊了立法与行政的权限边界，易导致“部门利益法律化”，损害立法的中立性、科学性与权威性。即便草案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期由部门主导起草的程序瑕疵，也会影响立法内容的平衡性与合法性。
2. 权利层面：重秩序、轻权利，侵犯多项宪法基本权利
草案以“网络犯罪防治”为名，行过度扩张公权力、压缩公民权利之实，在言论、通信、隐私、财产、创新等领域突破宪法与国际人权底线，形成“防控至上、权利靠边”的失衡格局，违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3. 治理层面：治标不治本，反而损害网络生态与社会信任
过度的权力规制与模糊的法律条款，不仅难以有效打击网络犯罪，反而会抑制网络创新、损害市场活力、引发公众对法治的不信任，最终削弱网络治理的社会基础，背离“打防结合、源头治理”的立法初衷。
改进建议：回归法治正轨，平衡防控与权利
1. 程序纠偏：立即将草案主导权移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其重新立项、组织起草，引入法学专家、公众代表、企业主体多方论证，确保立法程序合法、中立。
2. 权利补强：在总则明确“尊重和保障人权、比例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对模糊条款（如“公序良俗”）作出明确界定；增设司法审查、权利救济、程序约束机制，限制行政裁量权。
3. 边界厘清：区分网络犯罪与合法行为、行政监管与刑事追责、平台责任与公民权利，避免过度规制与一刀切，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动态平衡。
综上，《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的核心问题，并非打击网络犯罪的目标不当，而是立法程序失范、权力边界模糊、人权保障缺位。唯有回归“立法权归位、权利保障优先、程序正当严谨”的法治轨道，才能制定出既有效防控网络犯罪、又充分保障公民人权的良法，实现网络空间的良法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