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通过齐崇淮的自我辩护词，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4年前山东维权记者齐崇淮的“职务侵占”罪的始末，而就在他写完这份自我辩护词、就在他即将出狱的6月9日，他被滕州法院再次以“敲诈勒索”罪和“职务侵占”罪加判有期徒刑9年（执行8年），这意味着齐崇淮在即将出狱时还要面临8年的刑期，齐崇淮的个案一时令法律界及维权界震惊，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及抗议。以下是齐崇淮的自我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当我以被告人的身份再一次出现时，心里很悲哀，为自己悲哀。因为我已经“光荣”地成为了“法律”的牺牲品，也为神圣的法律悲哀。因为现在的法律已经贬值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时代了。
本来，我是不想说什么了，但感到不说是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一、是“执法”还是“闹剧”？
2007年6月26日，我被滕州市公安局刑拘。2008年5月13日，被滕州市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刑4年，现在枣庄监狱服刑，刑期至2011年6月25日止，现在余刑还有20天了。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2011年5月26日下午5时（17时）许，滕州市公安局侯志国、徐峰和一个姓赵的人（此人未出示任何身份证明，我曾向他要，但他说证件正在更换中）来监狱找我，说是了解一下情况。我积极地配合了他们，把我知道的如实做了回答，他们回去的时间正是19时许。
第二天，（2011年5月27日）上午，滕州市检察院来了两个检察官，又来了解情况，我依然是如实做了回答，他（她）们回去正是中午12时许，当天下午17时许，滕州市法院即来人送达起诉书。这个速度太快了，从公安机关，到检察机关，再到法院，前前后后不到24小时。
这个速度，我想可能是近现代法法治史上起程序最快的案子了，应该是刷新了一个新的纪录，这真是人间奇迹啊!但这个案子又不是使用的简单程序。
24小时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白天和黑夜的轮回！是一张日报的出版周期！假如一个人从滕州市开车到北京办事24小时恐怕都回不来！但决定我命运的一个诉讼程序，却在24小时内搞定，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公安机关的侦察时间呢？检察机关的审查时间呢？
《刑诉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核决定。”即：提起公诉的任何在于，首先对于公安机关侦察终结和自行终结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滕州公安局是5月26日下午17时许和我见面，询问结束时正是19时许，他们回去后恐怕已到了法院休息时间，而第二天公诉人是上午9时许来见我的。请问，公诉人是怎么“全面审查”我的案件的？严肃吗？符合程序吗？
这么快的办案速度意欲何为？这恐怕傻子都看得出来！
二、是“执法”还是“治人”？
2008年5月13日滕州市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我4年刑期后，我在法院时间上诉至枣庄中院，枣庄中院以：原判决诉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维持了原判。
现在滕州公安机关又重启这三起案件的程序，我觉得存在以下原则性错误。
第一点，违犯法理原则办案。法律规定：“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的结果，一旦发生效力，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起诉讼“。这一法理原则，是全世界通用的。而《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也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10天，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期限为5天，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刑诉法》第二百零八条也规定：“下列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一、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二、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而当时，我是上诉至枣庄中院的，行使了我的权利，而当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均没有抗诉，从法律原则上，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权利。时隔4年，他们又对我起诉法庭不予认定的部分，法律是不能支持的。
《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还规定：“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难道，滕州公安机关能置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不顾，超越法律，违规办案？
审判长、审判员，您们都是专业法律工作者，我现在是监狱服刑人员，什么情况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才能介入对我的调查，《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发现的罪行，由执法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而现在滕州检察提起诉讼的是2008年5月13日前我已向公安机关坦白的，公诉机关起诉后法庭没有认定的三起案件。在这里，我要提请审判长、审判员注意的是：“不是没有发现的。”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难道不知道这些规定?如此，法律如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点，三起案件都已超过法定追诉期。起诉书中第一项指控中的“敲诈勒索”的三起案件均已超过追诉期，因为《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究：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而我是2008年5月13日就是因“敲诈勒索”被滕州法院判刑4年的，以这个判决结果作参考，现在起诉的三起案件全部超过了六年，属于不再追究的案件。
第三点，取证4年为哪般？从2007年6月26日至2011年5月26日，时间跨度是只差一个月即整整4年，如果公安机关这次重启对我的诉讼是因为有了新的证据的话，实在太讽刺了，再说，这也过了追诉期，他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否则，只能说明是别有用心了，是他们先欲置我于死地。
第四点、遗漏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刑诉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办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有无遗漏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对起诉书中的“敲诈勒索”部分，我请求追加《人民日报、市场报》山东记者站站长刘庆春、山东电视台记者张鲁以及贺彦杰三人，因这三人分别是这三起事件的主要当事人。
但在这份起诉书中竟没有他们的名字，是侦察中就没有把他们列入侦察呢？还是有意而为之？很明显，想惩罚的只是我齐崇怀一人而已。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儿戏，那里还是“执法”呢？而是对神圣法律的亵渎！是对神圣法律的强奸。
三、职务侵占不能成立
起诉书第二项指控是:“职务侵占”。
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说说记者站的体制。2003年之前，中央级报纸驻各地记者站都是挂靠在各省主管单位，如：《检察日报》挂靠在省高院，编制亦是主管单位编制，办公地点、工资、差旅费也由主管单位负责。
但2003年初，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了一个号文，要求中央、部委报纸全部转制，原则是“三脱钩”，即“与主办单位脱钩”，由主办变主管，“人员脱钩”，全体采编人员全部改为事业编制：“经济脱钩”实行自负盈亏。《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对这种记者站，当时叫“改革站”。
当时，报社没给我一分钱，一张报纸。建站经费、办公经费、出差费用、招待费用、工资等，全部是我自己筹措。而当时，报社给我的只是政策，什么是政策呢？就是建站之初，报社给各记者站提供两个报纸广告版面，让记者站拉广告，能拉多少拉多少，两个版你拉50万元报社也不眼红，你拉1万、2万那也是你的事，报社一概不管，这个两个广告版，报社除扣除税和一部分管理费后，全部返还记者站。这两个版之后的其他广告，按40%提取。而记者站实行的是站长负责制，亏盈全是我一个的事，说白了我就象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只不过是工地上的包工头是搞的体力活，我搞的是文字工作而已。
大家说，包工头挣的钱自己花了，那是职务侵占吗？那是劳动所得。
再打一个比方，现在各地都在搞招商引资红豆，大家知道，有的地方还给一定级别的官员下达了引资指标，但也不是叫你白引资，条件是引来多少资源奖励你千分之几，我曾遇到某市某局长光引资一年就获得了二百多万元，拿了这二百多万元这位局长算职务侵占吗？你们指控的我这十几万收入，正是象包工头和这位局长的钱来路一样，是我自己的所得，怎么花完全由我个人支配。
再说我买车的情况：
这笔钱还没到帐时，我就给报社领导汇报“这笔钱到帐后，我想买辆车”。报社总编辑完全同意，在选择车型市，彭玉敬总编说：“买辆捷达吧，捷达皮实，各地的维修站也多，维修方便”。我给他说，济南满街都是捷达出租车，有上万辆。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买辆奇瑞•东方之子。
关于租凭合同、发票的说明。报社规定，记者站领取广告提成，请提供一些出场费、招待费、办公费等发票冲账。但这次我一下子要领十几万的提成，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发票，但没有这些发票又不给钱，我就天天给报社打电话催这笔钱尽快给我。记者站有报社的两个部门领导，一是记者部，一是广告部，而这笔钱是在广告部手里掌控，广告部副主任陈波、记者部主任周惠生先后通知我说：“你想法弄个租房、租车的发票来报吧，但千万要附一份租凭合同，这样才行”。当时我也想不通，领我自己的钱还要这样麻烦？是不是报社现在经济紧张，我的这笔钱让他们用了等等。很惦记这笔钱什么时候领到手。
他们给我出了这个主意后，当时我也蒙了!我到哪里找这些发票？谁给我开？但没这些发票，报社不返还给我广告提成。
当时，记者站已运行了二年多，没有一分钱进账，是艰难运行，等米下锅的状态，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找到《新山东》杂志社主编明杰开了两张发票，并在租凭合议上盖了章。
要说责任，那也是报社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我的行为只是职务行为。
两张发票和两张租凭合同的作用是，用他们我把我该得到的钱领到了手。
有个情况需在这里说明，我这个人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之后，我办了一件吃里扒外的事，直到今天我也感到困惑，困惑自己该不该办：我匿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了报社弄虚作假的情况，还留下了我的电子邮箱，告诉他们如需求证和反馈，请给我联系，但至到我被捕高检也没有反馈信息。
这件事在这里说出来，我知道是上不得台面的，可能有的人对我的人品大打折扣，说报社给你提供这么好的工作平台，你还害报社，我觉得不是这样，报社给我提供平台是一回事，报社违规又是另一回事，完全是两码事。
没有今天公诉机关起诉我“职务侵占”，我恐怕永远不会说出这件事，在此我说出这个秘密，是想让审判长、审判员对我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还有，我被捕后，报社还欠我4.6万元的广告提成，当时，是我的家属和律师来滕州市看守所会见室，让我写了授权书，我家属才去报社领了这笔款，公安机关的徐峰在场，这笔钱我家属领回去怎么花？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按照你们的逻辑，我家属花这笔钱还要有文件？还要什么人批准？她如果花了，你们还能也以“职务侵占”起诉她？滕州检察院起诉我“职务侵占”真是应了那句古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这“罪”起码能说得通才能障人耳目，现在却是赤裸裸的了，连块遮羞布都没有了。
我知道法律上对“职务侵占”是如何定义的，我的理解是：“侵占”就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财产，强行占为己有了，而所谓的“职务侵占”就是利用自己职务把公家的财物划归自己名下。
审判长、审判员，我这十几万却不是公家的，而是我自己的，我拿来花，还有错吗？更何况罪呢？罪从何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我寄希望于法庭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
谢谢您们!
齐崇怀
201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