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欧阳云青
去年11月6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104名“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勉励他们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一同参与会见的除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纪委书记李希之外，还有享有“刀把子”之称的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一把手。
“枫桥经验”这一提法并非最近的发明，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出台。当年，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枫桥经验”逐渐沦入历史名词鲜有人提，在新生人群中亦鲜有人知。然而，这一提法最近又重新登上核心领导人的政治决策层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都在争先恐后地推广“枫桥经验”，希望以此来变相表达对领袖的忠心。
习近平亲自接见践行“枫桥经验”的先进单位代表，让这一历史“经验”迎来了又一个高光时刻。大批人员受到表彰，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难得的“荣誉”，对于未受表彰的人而言，则是一种“诱惑”和“动力”，他们也希望能通过践行该“经验”而在竞相表现忠诚的同类中脱颖而出。
自从接见大会以来，各地的官方媒体上，都出现了大量的事关“枫桥经验”的消息，尤其是公检法机关，他们的文宣都会刻意地将一些案例描述为他们践行“枫桥经验”的例证。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将当地的的一些做法归功于“枫桥经验”，并对一些相关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通过新闻搜索，相关信息报道可谓数不胜数。
根据各地政府公布的资料，所谓的“枫桥式工作法”涉及不同的基层管理服务，包括拘捕前调解、信访、协助民警巡逻，以及处理外籍人士劳资纠纷和食品质量纠纷等。总而言之，就是要将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在基层就将其解决。正如习近平于2023年9月在浙江考察时所言：发展好“枫桥经验”，能把问题在萌芽状态于基层解决和化解。
中国各级政府都是好大喜功，在听到最高领袖的上述发言过后，他们最为担心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而是希望将一切问题和矛盾掩盖住，使其不得发酵和为上所知。正如上级政府将下一级政府辖区内的上访数量作为年度考核标准一样，上访的数量少了，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和矛盾不存在，而是强制打压的结果。
“枫桥检验”可以无限延伸，不仅仅适用于公检法、国安、信访等政府部门，甚至连学校都在对其强力推行。各个单位都在通过宣传相关案例来表明自己在践行“枫桥经验”方面不落人后。
当然，在宣传这一块，当属“刀把子”部门叫得最欢。就在接见会当天，国家安全部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打好维护国家安全人民战争"主题的文章，表示“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样，称国家安全机关已开通电话、互联网举报热线和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举报等渠道，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反映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有助建立强大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打好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战争。
在此前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了加大维稳力度，中国各地的公职机关都进行疯狂扩张，就连基层的社区机构也是人满为患。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表示：“社区的事情多、压力大，人多才好做事”。正常情况下，很多社区负责人都会向上级叫苦，以此多争取社工名额。如今，各个社区都实现了网格化管理，一个网格员负责一块。
对于辖区内的“敏感”人士的言行举动，不管是社区还是公安机关，均了如指掌，如异议人士、民主人士、访民、刑满释放人员、被精神病者等等。一到敏感时期，他们就会加强对这些人的关注，甚至安排眼线对其盯梢，公安机关也可能动用技术手段，对他们进行监视，一旦发现他们将有“不良”动向，就会将其稳控。
事实上，如今推行的“枫桥经验”并不能比现有的网格管理对解决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起到更有效的作用，相反，只会恶化社会环境、加剧人权灾难。以往，只是在全国“两会”之前和期间，各地才会加强对访民的控制和打压，可是，在今年元旦后，很多地方的灭访行动就已经悄然启动。
1月4日，据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天津居民李女士的话称，各社区已加强对访民的防范，因为各省市最近要开人大会议，现在截访的人比上访的多，前几天就开始抓人了，只要是上过访的，几乎都被控制。很多地方，只要你上访就直接拘留，访民林明华在北京没有任何上访举动，只是到开店的朋友家住，结果被行政拘留。四川访民杨女士透露，她和多位访民被从北京遣返回成都。
因为今年头两个月各地召开省级政协和人大会议，3月召开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由此可见，这三个月均属政治“敏感期”，所有的访民、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都属于政府维稳对象。轻则被监视、控制，重则被送入拘留所或者看守所。
在推广“枫桥经验”之前，主要是封堵赴京上访者以及其他身份敏感人士，现如今，省级重大会议或活动期间，都会对他们进行精准管控，使其不得乱说乱动。
综上所述，“枫桥经验”是要靠地方政府搞人治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这可谓缘木求鱼。推动此“经验”给了地方上各个部门以加大侵犯人权和践踏法治之强度的借口，也增大了访民、维权人士依法维权的阻力，进一步阻碍了异议人士的自由发声。不过，“枫桥经验”需要靠更多的公务员来搞人治，在中国经济每况愈下，而基层工作人员不断被降薪甚至拖延发薪、从而怨声载道的情况下，因体制不公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将日益凸出。这一经验其实尚未显灵之前恐怕就已经失灵。
2024年1月23日
